習而學的工程教育
——紀念二伯茅以升
茅於軾
二伯茅以升學識淵博，思想活躍，思路敏捷，見解新穎，我覺得和他談天是一種最好的享受。說來很湊巧，從五十年代到二伯逝世，我們始終住得很近。二伯是我國橋樑工程的先驅者，而我也是學工程的（不過是機械工程），因此在子侄輩中，他和我談得最多，也最投機。“文革”以前，沒有時間就一個題目連續地和我談，因此也深入不了。“文革”開始後，他靠了邊，我和他談話的機會多了。同時，我也年近四十，閱歷多了，對他的思想更容易領會。
我們談的題目涉及到工程和科技的各個方面。他曾經想改造整個力學體系，廢棄力的概念，改用能的概念。事實上現在大家認識到的力學現象本質上都是能的傳遞、儲存、釋放和形態的轉變。他甚至擬訂了一本“能學”教科書的章節提綱，如果他能精力充沛地多活幾年，這本教科書也許可以問世，那就可能引起整個物理學觀念的革新。他還提出過科學和技術的新定義，沿着這個思路，科學和技術可以各自建立起學科體系，這對於工程教育、科普活動、科技研究都有時間上的指導意義。但他的許多主張中，最使我感興趣的是把顛倒了的工程教育順序恢復過來，即他稱之謂“習而學的工程教育”。爲此，他曾寫過一系列文章和一本小冊子。
知識是從實踐中歸納出來的，越是基礎性的規律，越是抽象，離開實踐也越遠，也更難以掌握。而學習的原則應該是先易後難，循序漸進。可是現在的大學工程教育卻反其道而行。大學一年級先學微積分和物理學，這些概念抽象，不容易掌握，而越是高年級反而越接近實際，抽象的概念越少。學習成了先難後易。一個有志於獻身橋樑建設的青年人，進大學首先遇到的是和造橋無直接關係的數學、力學，他的專業興趣不容易培養。有的人有極高的施工組織才能，但不善於抽象思維。這樣的人才在現有的教育模式中很可能被排除在大學之外。相反，現在大學畢業的優秀學生多半長於邏輯推理和概念應用，卻未見的有組織能力。如果讓他們去指揮施工，很可能出現工序銜接、質量監督、人事配合等實際工作的混亂。人才應該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可是現在的大學教育卻偏重理論而相對地忽視實踐。這種教育順序不但違背了先易後難的原則，而且造就了學生善於動腦而拙於動手。結果不能不對我國的工程建設產生不利的影響，不難出現高超的設計，但難於使其變成現實。（等我想要好好學數學的時候已經在考研了。）
有鑑於此，二伯提出一個新的教育順序，其原則是先知其然，而後知其所以然。以橋樑建築專業爲例，大學一年級先學施工條例，二年級則學設計規範。這些學習內容不必解釋條例和規範的理論基礎，只說明其內在的聯繫。到三年級可以學結構力學，四年級則學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和普通物理。但橋樑專業的微積分和物理學可以不同於機械系的，它們各有側重點，有各自的例題和習題。學生越是到高年級，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級所學的道理，也就明白還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學上還沒有辦法解釋。於是學習成爲一個自然的延續過程，成爲一種終身的事業：活到老、學到老。
這樣一種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優點：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級（五年級）纔算大學畢業，而是任何一個年級都可以畢業就業。一年級的學生可以在施工現場爲工長；二年級的畢業生可以爲設計室技術員；全程畢業可以做研究工作或爲教授。高級人才的需求量本來就比較少，這正好和新體制下各年級畢業的人數大體相符。
2、任何一個年級都可以招收新生。一個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幹了很多年之後，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繼續入學。所以新體制有較大的靈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滿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多半希望進研究院或設計院，再不就是留校教書，把讀書本身當做了目的，而不是“學以致用”。他們的學問多少有點兒偏重畸輕。另一方面不少現場經驗豐富的工人幹部，儘管才華出衆，一旦走上工人、技師這條路，卻再也無望成爲教授、研究員。世界上有些國家實行雙軌制教育、即中學畢業後可以選擇進職業學校或正規大學。這種制度雖有利於滿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卻易形成社會中的等級觀念。而“習而學的工程教育”卻兼有雙軌制和單軌制的優點。
4、新體制下，大的工廠、施工現場都可以開辦正式大學。有志於學的不同年齡的人都能很容易地進入大學一二年級。學校教的東西來源於日常乾的工作。這類大學特別適宜業餘學習，由於學習和實際工作密切結合，學習就有興趣，同時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識領域的道路又敞開着。如果大企業都能辦大學，全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可以翻上幾番，而增加的支出經費卻很有限。
二伯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應對國家和社會有重大的意義。他的這套想法由來已久，但在舊社會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新中國成立後，他確實抱着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體制上闖出一條新路，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寫過許多文章探討這個設想，但這個變革牽扯的面太廣，不但要有教育主管部門的同意，還要準備新的教材、新的師資、新的入學和畢業考覈辦法。這一切光憑單槍匹馬，沒有一個龐大的班子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他最得力的助手也被打成右派，調到邊遠山區，他的設想也就束之高閣了。“四人幫”被粉碎之後，改革之風吹遍神州大地。他那三十年前的想法又在頭腦裏活動起來，可是他已年逾八旬，視力減退，難於閱讀，更艱於動筆，舊時的雄心，終於隨年齡的增長熄滅了。現在大家在紀念他，我認爲最好的紀念方法，是將他最有益於人類的思想繼承下來，並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逐漸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