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寶木笑
英雄主義史觀自然是有失偏頗的，但因此就全然否定似乎也是矯枉過正。如果細細翻看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其每個發展階段確實都能和特定的人物聯繫起來，比如談到近代日本的明治維新，我們自然會想到伊藤博文，談到美國的獨立，我們也繞不開華盛頓。及至近代德國，我們當然也會想起“鐵血宰相”俾斯麥，甚至比起前面我們提到的日本和美國，俾斯麥對於德國的意義顯然更加非比尋常。畢竟伊藤博文之外還有“明治維新三傑”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而華盛頓身邊的美國國父們更是燦如羣星，可提到改變了歐洲和整個世界格局走向的德意志統一，似乎是俾斯麥憑着“一己之力”完成了德意志逆天改命的壯舉。當然，除了俾斯麥之外，德意志統一還繞不開當時的德皇威廉一世、戰爭部大臣馮•隆和參謀總長毛奇等風雲人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不管是史學界還是在大衆的心理認知中，那個全名叫做奧托•愛德華•利奧波德•馮•俾斯麥的人永遠享有着“德意志締造者”的不朽殊榮。
對於我們來說，俾斯麥的形象只是停步在“鐵血宰相”的名頭上，最多就是再加上一個“德意志締造者”，而對於德國和歐洲，這個名字意味着更多，當然也伴隨着更多的爭議。那個總是帶着尖頂頭盔、蓄着稠密三角鬍子、一身戎裝的嚴肅上位者，顯然改變了整個德國、歐洲和世界，故而杜塞爾多夫大學現代史教授克里斯托弗•諾恩在《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中坦言，這樣一位政治強人甚至讓反對派的歷史研究者依然無可奈何，比如現代重要的解構主義史學家漢斯-烏爾裏希•韋勒就說道：“連他這個不相信‘男人創造歷史’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曆史將從根本改寫”。也正是出於這種情況，克里斯托弗•諾恩的《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並未將着力點放在對俾斯麥生平軼事甚至是野史的過分蒐羅，而是從整個德意志統一和全歐洲的歷史背景下描繪這位“鐵血宰相”。克里斯托弗•諾恩的重點是闡述俾斯麥被後人爭議之處的歷史緣由和個人原因，全書更像是一種“傳記的傳記”，即將假定讀者的範圍縮小，假設讀者已然瞭解俾斯麥生平輪廓，然後重點就人物自身的歷史功過和表現進行評說。
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說：“1870年被視爲歐洲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分界線”，羅伯特・帕斯特則在《世紀之旅的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中說的更加直接：“德國的統一使歐洲失去了一位主婦，卻得到了一個主人，在俾斯麥靈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後整整20年中，大國體制將被德意志支配”。克里斯托弗•諾恩顯然是大部分同意這種觀點的，他的俾斯麥傳記緊緊貼合着德意志的統一步調滑行，甚至在全書的中部已經完全是一種對德國近現代走勢的切片分析——諾恩接連分析了“英國道路：一個自由黨內閣？”、“奧地利道路：一個長期穩定的德意志邦聯？”、“法國—意大利道路：一次反保守主義轉型”等。全書對俾斯麥的記述隱身在這樣的宏大背景下，其實更像是爲我們率先解釋這位“德意志締造者”身後爭議的靶心——俾斯麥爲何身處神壇之上。
這乍看起來有些欲揚先抑的味道，但卻和目前史學界和民衆對於俾斯麥的爭議相當契合。俾斯麥確實是在神壇之上的人物，對於整個德意志民族來說，俾斯麥的功績很有些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味道。今天我們熟悉的現代德國其實並不古老，其前身是夾在法國和沙俄帝國中間的德語地區，那裏從來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300多個小諸侯在那片土地上建立起他們的小朝廷，割據一方，拿破崙潰敗後的德意志地區再次陷入諸侯割據的局面，統一是德意志民族想都不敢多想的“德國夢”。作爲普魯士容克地主貴族後裔的俾斯麥，有着德意志民族固有的驕傲和狂熱，他深切感受到國家四分五裂的痛苦，內心深處早已萌發了統一德國的念頭。甚至在1832年俾斯麥考上柏林大學時候，在當年的美國獨立戰爭紀念日上，俾斯麥還和美國朋友莫特利用25瓶香檳啤酒打賭——25年內德意志必然統一。
當時的普魯士雖然逐漸強大，但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樣如後來般無敵天下，事實上，當時的奧地利纔是當時德語聯邦中的最大霸主，以至於在當時的法蘭克福議會中甚至有不成文的慣例，就是隻有擔任主席的奧地利人才有權吸菸。由此可以想象，俾斯麥後來的所作所爲，不但帶着“一統六合”的氣勢，更流露着濃濃的民族主義味道，而俾斯麥更是很有些我國古代歷史上“帝師”的意思。“帝師”往往暗含兩重含義：一是皇帝小時的授業恩師，更多一重則是隱身或相伴皇帝身後或身邊，爲皇圖霸業殫精竭慮進行佈局之人，明成祖朱棣身後的姚廣孝、萬曆身邊的張居正都是這樣的“帝師”。俾斯麥更像是兩者的結合體，對於德皇威廉一世，俾斯麥就是德意志的姚廣孝，正是俾斯麥“合縱連橫”的實用主義及富國強兵的鐵血主義讓普魯士最終擠掉奧地利成爲德意志的統一者。對於威廉二世，俾斯麥更像是充滿悲劇色彩的張居正——年輕的皇帝無法忍受這樣一位亦師亦父般的人物權傾朝野，最終選擇拿三朝老臣祭旗。
如果“帝師”的身份成爲俾斯麥被後人崇拜的原因，那麼“武士”和“政客”的性格則讓俾斯麥最先遭到後世的質疑和非議。《世界報》評論《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的時候說：“克里斯托弗•諾恩的這部傳記讓鐵血宰相走下了神壇”，這是很中肯的評價，諾恩實際上在書中完成了對俾斯麥的某種解構。“鐵血宰相”是我們熟悉的俾斯麥標籤，而諾恩則從“武士”和“政客”兩個方面對“鐵血宰相”進行了歷史還原和自己的解讀。1862年9月，剛剛就任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俾斯麥在普魯士議會的首次演說中向整個德意志民族宣稱：“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議論和多數人投票能夠解決的，有時候不可避免的要通過一場鬥爭來解決，一場鐵與血的鬥爭”，“鐵血宰相”從此流傳。
然而，這種“鐵血”並非是我們想象中的單一體，俾斯麥本人的性格和思想遠比這些複雜和龐大。俾斯麥的案頭一直刻着這樣一句座右銘：“對於意志永不屈服的人，沒有所謂的失敗”，這是典型的俾斯麥風格，而俾斯麥所屬的普魯士容克地主階級一直以來就是條頓武士精神衣鉢的繼承者。武士道並非日本的專利，普魯士的條頓武士精神絲毫不比日本遜色，以至於拿破崙侵入德語地區後不得不使盡力氣解散條頓騎士團，就是爲了徹底消除普魯士的抵抗情緒。然而，這顯然是拿破崙的一廂情願，條頓武士團的黑十字標誌一直被繼承並延續下來，在俾斯麥一手締造的“德意志第二帝國”、魏瑪共和國、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國”甚至現在的德國軍隊中，黑十字都是重要的標記，條頓武士尚武的軍事傳統從未斷代。俾斯麥顯然是這種“武士精神”的推崇者，甚至在大學的三個學期中，他總共進行了25次決鬥，其中有一次受了重傷縫了14針。而在俾斯麥的一生中，他憑着這種德意志民族固有的自負和強硬的條頓武士精神，堅定有力地貫徹了自己的信念。
但這也成爲俾斯麥被後世尤其是普世民主思想盛行的現當代詬病和爭論的地方，因爲這種“武士”風格已經不僅僅是“鐵血”那樣簡單，它暗含着一種混雜着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味道。克里斯托弗•諾恩在《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中也對此進行了重點的討論，他說在俾斯麥看來，自己首先是個普魯士人，然後纔是一個德國人，最後是一個歐洲人。克里斯托弗•諾恩羅列出俾斯麥由“武士”身份衍生出的一系列被爭議的名號：德國現代化的攔路虎、白色革命家、戰爭發動者、德意志的幽靈和魔鬼……諾恩明確指出俾斯麥受到後世爭議的必然，因爲“他的靈魂是四分五裂的”。這種“四分五裂”確實讓俾斯麥增大了被爭議的概率，如果單純是一個“武士”，俾斯麥還有機會成爲一個殉道者，然而偏偏俾斯麥又是一個極爲推崇實用主義的“政客”，完全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進一步說，這種“武士”精神和“政客”氣質的雜糅也讓德意志的統一附帶着相同的氣息。一方面是以鐵腕橫掃歐洲的蕩氣迴腸，誰阻擋普魯士統一德意志，誰就必須接受普魯士的戰爭。俾斯麥就任首相後，先是在1864年發動了普丹戰爭，丹麥當時單方面宣佈將石勒蘇益格併入，俾斯麥通過這次戰爭告訴全歐洲，任何德語區的土地和公民都神聖不可侵犯，因爲他們背後是普魯士。兩年後的1866年，普奧戰爭爆發，俾斯麥通過戰勝奧地利告訴整個德意志地區，德意志的“天下共主”只有一個，那就是“上帝選中的普魯士”，這有些當年秦國擊潰楚國，滅掉最可能一統天下的對手的味道。1870年，著名的普法戰爭拉開了帷幕，法蘭西帝國皇帝被俘，法軍全軍覆滅，法國歷史上最大的恥辱被書寫，俾斯麥通過戰勝法國告訴全世界：德意志的統一你們不該管，也管不了。
而在另一方面，則是我們極爲不熟悉的俾斯麥。“帝師”的偉業和“武士”的冷硬我們還算了解，但關於俾斯麥作爲“政客”的長袖善舞可能就不是我們都知曉的了。克里斯托弗•諾恩直言俾斯麥並非是一個強硬到底的英雄，而是一個策略及其靈活的政治家。一直以來，人們總是喜歡將俾斯麥看作是德意志保守黨的黨魁，或者容克地主階級最爲頑固的領袖。事實上，在俾斯麥整個從政生涯中，他從未將保守黨或自由派過多地進行解讀，在他的心中只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利益——德意志的統一和強大。這是一種極爲可怕的力量源泉，這種混雜着德意志民族主義、條頓武士精神以及現代國家理想的思維，讓俾斯麥成爲了事實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堅定踐行者。
“慈悲心是危險的，人類的愛足以滅國”、“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箴言事實上已經在被俾斯麥一一踐行。在國內，他可以在氣候未成之時用讓步哄騙自由派，也可以在羽翼已成的時候推行“波拿巴式獨裁”，但德意志確實在其手中實現統一，並在統一後的20年裏經濟軍事實力大增。在國際，俾斯麥心裏將歐洲王室在外交中的條條框框都視爲“無用的垃圾”，拿破崙三世甚至這樣評價俾斯麥：“他這個人說的話不能當真”。但俾斯麥確實稱得起“歐洲最後一位戰略家”的殊榮，他權衡利弊構建了大陸聯盟體系，徹底摧毀了梅特涅締造的維也納體系。俾斯麥毫無顧忌的“政客”手段無疑是促成這種聯盟的主要力量，他通過締結三皇同盟、德奧羅同盟、三國同盟、奧塞同盟等，建立起了一個以德意志爲中心的，包括奧、俄、羅、塞等國在內的異常複雜的聯盟體系，聯奧、拉俄、親英、反法。這個體系最大的初衷和核心，就是避免德意志在未來可能出現的戰爭中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局面，俾斯麥曾經不止一次對身邊人預言：尊崇他的體系，德意志便可以無敵於歐洲和世界，否則必敗。（一戰二戰的德國戰敗全部印證了俾斯麥的預言）
於是，我們在《俾斯麥：一個普魯士人和他的世紀》中看到了這樣一位“走下神壇”的“混合體”：他擁有着“帝師”般滔天的權勢，他固執着“武士”的冷酷，他變換着“政客”的嘴臉。總之，他沒有他自己，他只有他的普魯士和未來的“歐洲之主”——德意志帝國。克里斯托弗•諾恩這樣爲俾斯麥作傳，事實上已經在回答這位“德意志締造者”爲何身後爭論不斷的問題。從“帝師”、“武士”和“政客”的混合身份中，我們不難發現人們對於所有神話人物的逆反心理。現代社會決不允許如此神話一個凡人，之前越是將俾斯麥說的光芒萬丈，人們就越會從“武士”的冷酷和“政客”的卑劣中感到自己被某種宣傳矇蔽和欺騙，就越會不滿曾經偶像的“真實面目”。
這只是從最普通的大衆心理學角度來說，其實如果從政治學和社會學沿革角度來看，也許我們就不難發現更多的原因。俾斯麥“帝師”的身份，實際上代表的是一種對議會民主制的頑固抵抗，德意志完成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革命，這跟1848年自由主義者心目中自下而上的革命完全不同。統一的德意志雖然擁有議會，也有一部憲法，但德意志帝國宰相無需對議會負責，而是對皇帝負責，這是一次集權對民主的完勝。後世的所有自由派和革命派都不會容下俾斯麥，因爲不管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尷尬局面：即使沒有他們自詡的“偉大理論”，俾斯麥依然可以生冷強橫地用“腐朽落後的封建王權”催生出“資本主義最強大的歐洲國家”。
不僅如此，俾斯麥身上“武士”和“政客”的元素更成爲人們反對俾斯麥的最主要原因。如今的史學界和大衆中反對俾斯麥的人，更多認爲俾斯麥的思想爲希特勒的納粹黨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精神支柱，從希特勒直接將當時的德國稱呼爲“第三帝國”就可略窺一斑。事實上，在克里斯托弗•諾恩看來，這完全是後人對俾斯麥的一種誤讀，他在書中做了很多這方面詳盡的考據。如在反猶問題上，務實的俾斯麥並沒有同希特勒這位狂熱的反猶領袖相同，希特勒提出的“大德意志”目標和俾斯麥推行的“飽和態”政策也是截然相反等等。而俾斯麥神話自身也只是納粹反對當時魏瑪共和國的武器，事實上在1941年之後，俾斯麥就已經在納粹的政治鼓吹和大肆宣傳中逐漸淡出了。
如果一定要給俾斯麥的身後爭議找出一個最深的原因，除了俾斯麥本身在性格上和思想體系上的因素之外，克里斯托弗•諾恩在這本俾斯麥傳中貌似漫不經心的一些論說很值得我們深思，他平靜地論述了一個關於俾斯麥身後爭議的歷史流變：
俾斯麥1898年去世後，雄心勃勃的市民階層精英將俾斯麥塑造成“帝國締造者”和民族英雄，宮廷保皇黨則試圖將威廉一世置於帝國神話的中心。1914年前的德國，對俾斯麥的個人崇拜又得到全線勝利，那是當時新興工業自由主義階層在用俾斯麥質疑普魯士君主制的歷史合法性。經歷了一波崇拜而打倒之後，在20世紀50年代，俾斯麥又變成了德國民衆心中“美好舊時代”的化身。到了60年代，俾斯麥又變成了要被徹底解構的“封建糟粕”，被納入了妨害民主主義傳統的譜系之中，這種爭論一直延續到了新的世紀。
胡適當年論說實在論的話被活用後很出名，那句話是：“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奧托•馮•俾斯麥也有一句名言：“真正重要的東西總歸不會寫進檔案裏”。既然如此，想來不管是“帝師”、“武士”還是“政客”，都註定彷彿是自助餐桌上的甜品，將被後人按照自己的喜好隨意取用。而經歷了數次暗殺依然一生棱角分明的“鐵血宰相”，又怎會去在意後人如何評說自己？總不過是“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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