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生爲什麼就是不行？
最近，一些關於McKinsey報告的文章在網上流行。主要內容是說，中國大學生英語不行，比不過印度學生。中國今年的大學畢業生雖然在三百萬以上，但是能夠勝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四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可以勝任。
McKinsey是一個獨立的國際經濟思想庫。這個報告，主要是立足於跨國公司的人才需求，並不能作爲設計中國教育戰略的指針。不過，考慮到中國經濟結構的高度國際化、對外資的嚴重依賴，該報告給中國的教育乃至中國經濟的未來還是提出了嚴重的警告。可惜，這一警告並沒有引起社會的充分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有關文章對該報告描述，只強調英語一個因素。於是有人說，英語不是中國人的母語，卻是印度的官方語言。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樣的比較，拋開了中國的國情，未免太荒謬。
其實，該報告雖然指出中國學生的英語能力是主要的問題，但英語絕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學所學的東西在實際生活中派不上用場，恐怕纔是要害。從這個角度看，該報告所提出的警告，我在今年“南方週末”上關於“白領危機”的文章，以及在近著“誰的大學”和“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兩書中，都從不同角度提出過，而且作出了初步分析。因此，我這裏不妨以該報告作一個引子，對中國的大學教學進行一番評說。
國內網上流行的文章，主要是依據“金融時報”2005年10月7日的一篇社論，標題是“中國最脆弱的環節：爲了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大學需要很大的改進”(China'sWeakestLink:FortheSakeofBusiness,UniversitiesNeedBigImprovements)。其社論的核心，不是說中國人的母語不是英文，而是強調中國的大學質量太差，特別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記硬背的教育傳統的影響，不鼓勵學生的創造性，過分強調對老師不加置疑的尊重。結果，除了頂尖的一層薄薄的精英外，中層的人才奇缺。英語程度不佳和實用技能的缺乏，成爲中國學生爭不過印度學生的主要原因。在未來全球化的進程中，發達國家服務業中大量白領的工作外包給印度，但以中國目前的高等教育狀況，中國很難象印度那樣搶到這筆生意。
我不久前在“新京報”上還撰文指出，英語不好並不是一切。最近“華爾街日報”報導說，許多外國企業，到中國來不喜歡僱英語流利的海龜，而更喜歡懂得中國市場的本土人才。有的老闆甚至大放厥辭，說英語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會講英文的人才，才越值得珍貴。可見，外企並非盯着英語這一項。畢竟人家是在中國作生意。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的大學培養不出適合現代企業的人才來。
最被國內媒體忽視的，還是“金融時報”所強調的儒家文化中死記硬背的教育觀念對大學的影響。關於這一點，我在去年對讀經運動的批評中也已經指出來。再看今年人大國學院開學，第一堂課下來，學生的反應就是上課滿堂灌，師生之間互動不足。我們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轟轟烈烈，但是，對基本的教學改革，卻缺乏必要的公共討論。比如，美國的大學，特別強調“討論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課因爲實驗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論)，討論班是主體。我自己在耶魯碩士、博士讀下來，上的全是討論班，大課一堂沒有上過。本科生的討論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僅有大三討論班，而且許多還設置新生討論班。即使是上大課，教授講完後，學生也要分成小組，參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討論班，每個班人數都控制在十幾個人。這樣保證人人蔘與討論。
在這種討論班中，老師不過是個主持人，不停地提出問題，引導討論的深化。學生死讀書不行，因爲很少有人問你書上講了什麼。書是大家都看過的，重複書上的內容等於說廢話。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讀了一樣的東西，你能拿出什麼新東西來？你有沒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的研究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徑？要知道，大家讀的書，許多是名著，如韋伯等等。匆匆看完，討論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這在中國老師看來算什麼呢？輕說是強人所難，重說是對學術大師的不敬，或者是無知的狂妄。畢竟大家還是學生。但美國大學的討論班上，這是人家對你常規的期待。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僅要理解書本，還要匯通其他學科的知識，挖掘自己的生活經驗。一句話，把所有本事都使出來，創造一些別人沒有的思想。
我開始上討論班，非常緊張。對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張嘴說話，別被嚇住。但常常說話前五分鐘，腦子裏一片空白；說話後五分鐘，腦子又是一片空白。後來才漸漸從一個邊緣人物，變成了愛說話的主角之一。這一轉折點，發生在JamesScott教授主持的“農業社會”的討論班上。
這個討論班是耶魯著名的課程之一。持續三個多小時，一般是四個不同領域的教授一起教。第一個小時，教授各自講自己的觀點。第二個小時則是大課問答，主要是學生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有時人數可達二十幾人)提問，教授邊回答邊討論，誰都可以插話。第三個小時，訪問學者退場，學生分小班討論，四個教授分散在各小組參加討論。
那天討論，正好JamesScott教授和另一搞農業技術的林學院教授在我們組。我被輪上當主持人，即對所讀的書提出概觀性的分析，然後提出引導性的問題。那周讀的，是法國著名年鑑學派史學家EmmanuelLeRoyLadurie的經典著作“ThePeasantsofLanguedoc”(Languedoc的農民)。該書的主題是從14到18世紀這四百年間法國農村的經濟和人口變動。他大致的觀點是，這段時期農業停滯，土地上的產量沒有提高，人口稍有增長就下跌，無法突破馬爾薩斯的鐵率。究其原因，是中世紀的社會沒有技術進步的能力等等。當時我是博士課程第一年，英語還非常差，而且這是我讀的第一本法國史的著作，300多頁，加上其他兩門課還有大致相當的閱讀量壓着，根本讀不完。如此主持討論，心驚膽顫。不過，我馬上發現，人家並不在那裏檢查你是否讀完了書，而是要看你的思想。於是靈機一動，馬上提出一個話題：作者僅僅提出沒有技術進步，但沒有分析原因是什麼。這似乎和年鑑學派的基本信念有關：基層社會這種“長時段”的緩慢演進，如人口、生態等，是歷史最本質的深層動力。政治層面的變化(即傳統史學的主要題材)則是短時段的、淺層的現象，很難影響長時段的歷史。人類不過是長時段的歷史的囚徒。想跳出生態和技術的時代限制、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好象胳膊擰不過大腿，是徒勞的。真是如此嗎？我引述彭慕蘭的一個研究，指出在二十世紀初的山東，有改良的棉花種子，但當地一些社會就是不接受。原因之一是當地村裏的統治階層，害怕一旦引進了改良種子，村民得到了實惠，就都跟着那些帶來新種子的人走，自己的權威受到損害。所以他們抵制新技術。由此我進一步提問：法國農村沒有技術進步，究竟是技術本身的問題、是長時段歷史的緩慢節奏所導致，還是地方權力結構的問題？政治上的所謂淺層的變化，是否可以決定性地扭轉長時段的深層歷史發展？
此論一出，全班一下子被激活，JamesScott興致尤高，馬上引述其他例證對我提供支持，說二戰前美軍海軍將領拼命抵制新技術的運用，生怕一旦技術更新，自己這一代不懂新技術的人會被新一代替代，結果影響了美國海軍戰鬥力的提高。可見，技術是否進步，不能僅僅通過技術本身來解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這堂本應該上到下午五點的馬拉松課程竟然沒有能夠按時下課。經此一事，我慢慢找到了門道，自信了許多。反覆磨鍊的結果，使自己的創造力大有長進。
這種討論班，挑戰着我們的整個教育觀念。最近我和賀衛方教授就法學院研究生招生考試要博還是要專的問題展開辯論。他因爲招生考試太博而罷招，我則說法學院研究生考試完全不必考專業，要考學生的中文、外語和分析等幾項基本能力。因爲你看看美國的研究院就知道，學生入學前的專業知識基礎並不是那麼重要，但人家培養人才非常有效率。在那裏，關鍵看你會不會讀，會不會寫，而要看你是否知道如何思想。最近賀教授對北大法學院新生講話，提到這次辯論，在介紹我時，用不無嘲弄的口氣說我是個“什麼都寫”的人。可見，在我們的一些教授(甚至許多和國外接觸頻繁的教授)看來，“什麼都寫”顯然是不嚴肅、不深刻的同義詞。但是，如果你真到美國大學的討論班試試就知道，前後左右坐着的，常常是非“本專業”的人，討論很快就脫離具體學科。你對人家講的問題一無所知，就插不上話。最好還是什麼都能談。這也無怪JamesScott這麼一個研究農業社會的專家，一下子講起美國海軍來能振振有詞。這裏的道理，是社會對教育的要求就是如此。比如你接受法學院訓練時，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幹細胞研究這回事情，但當了法官，馬上面臨幹細胞研究的案子。你能說這不是我的專業、我不是個“什麼都弄”的人，因此拒絕受理嗎？教授這樣的態度，自然影響到了教學。看看我們的大學，學生縮在狹窄的專業中，聽那些只知道自己專業的教授滿堂灌。我當年上北大，一個突出的感覺是，一走進課堂，就象進入一個和現實完全沒有關係的世界。在那裏隨着不聞世事的老學究夢遊一個小時，出了教室門，纔算回到現實中。這樣的教育，能給學生提供什麼呢？到了社會上，任何問題幾乎都是什麼都涉及，你必須準備好接受出其不意的挑戰。學生守着自己的學科，沒有自由思想、自由表達的訓練，沒有討論班刺激出來的創造欲，能夠解決什麼現實問題呢？
如今我自己教了書，才充分嚐到“什麼都寫”的好處。因爲“什麼都寫”就是什麼都想。這幾年“什麼都寫”的經驗，等於把在中國大學中錯過的基本的人文教育補回來許多。生活是活的，歷史也是活的。“什麼都寫”之後，看歷史的眼光也大有不同。比如我給學生講希臘史，講起希臘的軍制和同性戀問題，我不是照本宣課，而是從美國自克林頓任上以來對同性戀是否可以參軍的辯論談起。在現代的許多美國人看來，同性戀參軍，把軍隊內的性關係搞亂了，影響戰鬥力。可是在古希臘，人們認爲同性戀組成的軍隊最強大。因爲任何一個戰士，在自己的戀人面前都會表現得神勇，捍衛自己的榮譽，而且彼此生死與共。同是民主社會，古典和現代的人想法竟如此天上地下。爲什麼？這麼一講，課活了，歷史也活了，歷史和現實聯繫在了一起，幫助學生用歷史批判現實，以現實批判歷史。
最近國內一位博士生給我寫信，說現在大學裏辦的討論班其實不少，但效果不好。老師不會主持，不能有效地引導話題、提供有價值的評論，學生髮言也沒有質量，或者說學生們對聽其他學生的發言根本沒有興趣，覺得人家講話沒有權威，白白浪費自己的時間，反而不如大課的信息量多。這是爲什麼？因爲我們的老師就是大課裏灌出來的。這些老師如果除了自己的專業外再“什麼都不寫”、什麼都不想的話，面對討論班當然不知所措。學生的背景各異，生活經驗不同。老師的功能之一，就是幫助學生從自己的經驗和學識中挖掘洞見。比如我和學生討論的時候，明明講日本的事情，學生突然扯出美國的東西來，大談西奧多.羅斯福。怎麼辦？我不能簡單地讓人家閉嘴，而是要首先理解西奧多.羅斯福的意義在哪裏，爲什麼這位學生把他和課上的討論主題聯繫起來，然後纔可以引導討論。如果只守着東亞的領域，不理解學生的知識背景，看不出他的背景和我談的問題的相關性，那還怎麼能夠幫助他從自己的經驗和知識中挖掘洞見呢？
到美國前就聽說，許多哈佛、耶魯的教授常說本科生比研究生聰明。爲什麼？在我看來，本科生沒有接受太多專業訓練，提問也好，討論也好，直接立足於生活經驗，不太受學科的束縛，所以比較有原創性。研究生專業訓練多了以後，容易爲學問而學問，多從自己的專業角度提問、討論。但是，專業僅是某些專家對現實的一個簡單化的歸類。生活中許多活生生的東西給漏掉了。一個學者最珍惜的，就是人家能夠直接基於現實的經驗，把自己專業分類中漏掉的東西揀回來。從這個角度講，本科生的問題和看法更加“原始”、未經雕琢；研究生則操心專業太多，原創性被學科所馴化，思想被別人給套住，講出來的話太文縐縐，已經沒有那麼“生猛”、有活力了。讀柏拉圖的“理想國”，裏面的蘇格拉底在討論如何培養統治精英的問題時，竟然以怎麼馴狗爲起點！好的狗，對敵人兇狠，對主人溫柔。那麼在精英教育中，怎麼把這種對立的品性培養到城邦的守護者身上？於是他提出音樂、詩和體育兩方面的訓練：前者使人溫和儒雅，後者使人剛毅兇猛。你能想象，在我們一個名校的教育系的討論班上，那些一級級考試上來的博士們，在討論培養精英的問題時，會遵照馴狗的規則來推理嗎？這樣的路數是哪個學科的呢？這在我們看來恐怕簡直就是“農民意識”、愚昧無知，是土老帽兒把人貶成了牲口。然而，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的原創性，就在這種“糙”勁兒上。被學科包裹的太多，這種人類原始的“糙”勁兒就沒有了，創造的衝動就被文化給馴服了。也正是基於這個立場，我認爲太強調專業可能會傷害學者的原創力。大學裏面的教授，需要時不時拋開自己的專業、脫掉學者的衣裝，什麼都寫，什麼都想，赤身裸體、直截了當地面對生活。這才能保持“糙”而不“粗”、“深”而不“晦”的知識品格。
以上拉拉雜雜，講得不過是個人片面的經歷，但多少反映了美國大學的現實。我在“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一書中，則討論的更細緻一些。我希望讀者以中國大學的現實對照一下，看看我們究竟缺少什麼。用最簡單化的說法，從討論班出來的學生，到了社會，馬上知道自己能幹什麼、能夠貢獻什麼別人沒有的東西。因爲他每天上課就是演習這些技能。上大課滿堂灌四年，到了社會上就容易不知所措，因爲自己在學校很少主動說過話，很少獨立解決過什麼問題。老實說，我很難想象，我在討論班上的幾個“優勝記略”，在國內大學的課堂上能夠被激發出來。在中國讀書，總擔心自己沒有學問、“不懂”。在美國讀書，總擔心自己沒有思想，沒有激發人的能力。在那裏一年下來，你發現學到的死知識似乎有限。但整個環境，都在逼着你創造、冒險，走別人沒有走的路徑。討論班上，同學競爭非常激烈，爭先表現自己的智慧。你講不出有意思的話，馬上就被撂到一邊，成爲無足輕重的人物。所以，這種環境下出來，個人進取精神必須非常強才行。人家的大學，實際上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在乎你知道什麼，但刺激你一刻不停的進取、創造、不論揀起什麼都能鬧出一番動靜來。這是現代社會的精神，也是現代大學的精神。這種精神，和我們從小背書的傳統是相反的，對當今中國大學中的整個既得利益集團都是一個挑戰。找不到這種精神，中國就不會有一流大學，也很難成爲一個世界大國。
作者：薛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