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引用一篇老羅的《秋菊男的故事》，這篇文章最早刊登在《獨唱團》上。
十四年前......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十四年前，我在東北老家延吉市的一個外語培訓機構學過一段時間的許國璋英語。這是一個韓國人開的私立學校，名字 很土，叫三育。學校的水準很糟糕，國內教師通常是本地的大學或中學教師出來兼職的，外教大都是些口音詭異的菲律賓人和馬來西亞人。經常能看到的場面是，一 些學生在“外教口語班”開課後，紛紛趕到前臺表示憤怒，工作人員則濃眉大眼地解釋說，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確實是英語。有時候，他們還會笨拙地拿出 一本髒乎乎的介紹菲律賓的旅遊小冊子，“咋還不信呢？自葛兒看看吧。”
那時候我剛好失戀，又趕上一個陰冷的冬天，爲了緩解負面情緒帶來的 壓力，我惡學了二十來天英語，在那個初級班結課考試的時候，考了個班裏的第一名。按照事先的約定，我去學校領取數額爲幾百元的獎金（我不記得具體數字了， 好像是三百元）。一個正方形臉蛋的中年韓國校長告訴我說，這個獎金我們不能給你錢，只能從你學習中級班時的學費裏減免。我說那叫優惠，或者是打折，不叫獎 金，你們承諾的是給獎金。何況，我也沒答應過你們我一定會繼續學習你們的中級班。韓國校長說，我們就是爲了讓你們努力學習才設立的這個獎學金，不是爲了讓 你們得到錢，你們拿了錢去喝酒抽菸什麼的，就違背了我們設立這個獎學金的目的。我說我對你們的目的不感興趣，我只知道你們說了給獎金就不能在考完了之後改 成優惠打折，至於這個錢我拿到了之後是抽菸喝酒還是大魚大肉，都跟你們沒關係。韓國校長把臉拉成長方形，然後說，年輕人，在我們韓國，你要是對長輩這樣沒 有禮貌，早就捱打了。
和我無能的前半生的大部分時候一樣，我拿這些西裝革履的流氓完全沒有辦法，我不能抑制地又說了髒話，“我操，你們他 媽的怎麼這麼流氓啊？” 和那個時代所有受了刺激的“善良市民”一樣，我想到了找報社。我怯生生地生平第一次走進報社，在門口登記的時候，我學着從電視裏 看到的，對門衛說，我是一個“市民”，我是來“反應情況”的。非常走運的是，接待我的報社記者竟然是我的初中同學，她仔細聽了我的“反應情況”之後，充滿 了想來是因爲對老同學熱心所以產生的憤怒。她對我說，我一定徹底揭發揭發他們，下午我就去他們學校採訪一下，覈實完情況以後，爭取幾天之內就讓它見報。
出了報社的大門想了想，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做點什麼，於是又去了市教委“反映情況”。一個教委的中年馬臉男斜叼着煙，皺着眉頭，時不時喝口茶，聽了半天后說，好，我們都知道了，你留個聯繫方式等我們通知你吧。
就像我從他的表情裏預感到的那樣，這個人始終都沒有跟我聯繫。而且後來我試圖再去找他的時候，也被門衛擋在了外面。一週後的壞消息是，延吉晚報的同學告訴我說，這個三育學校是和市教委合作辦學的一個機構，延吉晚報是市委辦的報紙，因此她寫的稿子被總編斃掉了。
我 下了很大的決心，纔敢走進延吉市法院。在那之前的一個星期裏，我每天都對着自己唸叨，“傻逼，你總得有第一次吧”。在一九九五年的中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像我這樣對於第一次嘗試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感到興奮、緊張和好奇，但我想這些躍躍欲試的人裏，很多都是受了《秋菊打官司》的影響（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 部一九九三年紅遍全國的電影都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在法院的大廳前臺，一個胖胖的中年接待男聽完了我來的目的之後，直接把我轟到了門 外，“去去去！你這個小同志以爲法院是啥地方？！這種雞毛蒜皮的屁事兒也來搗亂！”我頭腦一片空白，在法院門口愣了半天，然後發現法院對面全都是掛着簡陋 牌子的律師事務所。我猶豫了一下，還是硬着頭皮敲開了其中的一個門，很尷尬地對裏面的人表示我沒有錢付給他，但是很希望他能給我一些建議。一個笑眯眯的李 姓律師給我耐心講解了半天，並且對我表示了鼓勵和欽佩。在九五年的中國，在人口不到三十萬的邊陲小城延吉，一個決定用法律手段解決這類問題的小夥子在他看 來，是一個“了不起的年輕人”，“觀念很超前啊”，他這樣說。當然我也由衷地表示，他肯這樣花時間熱心地，無償地幫助一個陌生人，“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律師 啊”。
兩個了不起的中國男人依依惜別後，年輕人重新殺進了法院。按照律師指點的那樣，氣勢洶洶的要求中年接待男，“少囉嗦，給我拿一份表 格（我忘了是叫民事訴訟立案表還是什麼）來！”接待男根據這個年輕人的猙獰嘴臉，看出他已經成了一個訴訟常識方面的暴發戶，於是乖乖地摸出了一份表格。填 完表格之後，在法院的二樓，一個非常客氣但又明顯冷漠的女法官接待了我，或者準確地說，是打發了我。她讓我到河南（就是把延吉市劈成兩半的那條河的南面） 的民事訴訟立案庭（民事調解辦公室？）去“試試”，我試圖再多請教兩句，“你去那邊問吧”，她說，接着她又說了中國人都很熟悉的那句公務員用語，“這事兒 不歸我們管。”
跟膀大腰圓的市法院不一樣，河南的那個民事訴訟立案庭在一棟灰頭土臉的二層小樓裏。我在一羣神情愁苦的鄉下羣衆後面排了將 近三個多小時的隊，聽到前面的人申述的都是真刀真槍的冤情，比如自己家的地被強佔了，比如自己家的媳婦被強佔了，比如自己家的地和媳婦一起被強佔了。這使 得我在排隊的過程中感到越來越沒底氣，除非我申述的時候他們能給我清場，要不然我實在沒有勇氣在這樣一羣不幸的人當中把我那點“雞毛蒜皮的屁事兒”坦然說 出來。何況，每一個老鄉說完之後，立案庭的中年婦女都會用讓人徹底絕望的口氣重複同一句話，“哎呀，同志，你這個事情很難辦啊。”終於，到了還差兩個人就 輪到我的時候，我逃離了這個鬼地方。
最後，我想到了遊行示威。幾乎可以肯定這個選擇是受了一些文藝作品的影響，應該是摻雜了一個年輕人在生命的某個階段產生的自我戲劇化的需要（那時候我還沒有接觸過這類唬人的名詞，我只是模糊地意識到了一些不純粹的東西）。
初 步設想的方案大概是這樣的：我穿着“反映情況”的詳情的T恤衫，斜挎着大功率的收錄機（口號提前錄好），設法把兩根竹竿子斜着捆在背上並在腦袋上方用它們 撐起一個較大的口號條幅，比如“倒也談不上天理難容！”。胸前再掛上一個儀仗隊用的鼓就可以上路了。我還可以發動我所有的狐朋狗友們都去遠遠地圍觀，免得 真的出現冷場（如果他們不敢和我一起遊行的話）。事實上後來他們都興奮地表示一定會去，至少會去圍觀。除了對我的做法確實很支持之外，這種事情畢竟也是平 淡生活裏難得一見的調劑，這解釋了爲什麼他們在電話裏表示要去的時候，夾雜了大量興奮的，音色失真的“我操！”
計劃中的路線是從延邊醫院 門口出發，放着錄音口號、敲着鼓經過市公安局、市委（在市委門口會多待一會兒，可能還應該呼喚馬臉男出來對個話什麼的，當然，這個比較沒有創意^_^）、 州委、州政府，最後到達位於鐵南（即鐵路之南）的三育學校門口。這個倒黴學校剛好在一條大馬路的邊上，所以基本上造型醒目的我走到門口後（這時候錄音機裏 可以短暫地改放一會兒roxette的“look sharp!”），只要往那兒一杵，就會引起足夠的圍觀了。我想如果我能堅持上一個星期，這個手巴掌大的城市裏的所有市民就都該知道這件事了。
我 找來1992年頒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實施條例”簡單學習了一下，然後就寫了一份書面申請去公安局。窗口的小同志顯然沒見過來申請遊行 示威的，甚至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埋頭焦慮地不停撥打電話詢問。我想了想，就給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學李神探打了個電話，李神探神情凝重地出來把我拽到他的 辦公室，“我操，你不想活了？”—— 和所有體制內謀生的人一樣，他會把做這類事情直接看成是尋短見。
因爲擔心勸阻無效，李神探索性就把 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結果可想而知…… 我是說，我的父母和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中國父母沒有本質區別（其實我很能理解他們，年輕的時候就能。我只是不同意他們而已）。
開春的時候，我和一些朋友 包括我的表哥到一個郊區的網球場去打球。突然，我們看到那個韓國校長也和幾個人走進了場地。大家亢奮起來，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最後我們決定主動去招惹他， 逼他先發作，然後大夥就圍上去羣毆。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也很幼稚，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的軟弱本質。我只是遲疑了一下，就興沖沖地跟着大家 在場地外邊圍成了半個圈子，然後大家一起惡狠狠地看着韓國校長。這小子明顯慌了，假裝不經意地在場內轉來轉去。最後，他終於發現，無論轉到哪個方向，基本 上都有至少一雙獸獸的眼睛盯着他。
大家漸漸按捺不住了，於是開始衝着他做侮辱性的手勢。由於不確定一個韓國人是否能看懂，我們很體貼地做 了兩個本地傳統的，一個美國電影裏學的（當然就是豎中指了，那時候這在中國還不太流行），和一個最近剛從俄羅斯流傳過來的。這時候韓國校長有些狼狽地朝場 邊的長椅處看了一眼，我順着他的眼光瞄過去，看到一個神色慌張的韓國女人手裏拉着兩個孩子站了起來。小一點的孩子朝我們這個方向看了一會兒，然後擡頭看媽 媽，沒有得到反應之後，他拉了一下媽媽的袖子。
即使是在我的道德感相對模糊的青年時代，我也能感覺到，當着一個男人的老婆孩子的面羞辱他，是一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情。於是我突然沒了興致，招呼大家走掉了。
在回家的路上，在表哥的車裏，在推推搡搡的打鬧和七嘴八舌吹牛逼的聲音中，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時一樣，鋪天蓋地的壓了下來。
(完)西門子一再希望羅永浩通過理性方式維權，潛臺詞即是公開砸冰箱之舉不夠理性。但筆者認爲，激烈色彩之下恰恰是理性的維權態度，如果說這是一場“秀”，那也是一場“公益秀”。
如今一些商家對待消費者維權，已經不怕你投訴，甚至不怕你打官司，他們唯一有所顧忌的是被曝光，被示醜，被鬧得滿城風雨，引起衆怒，致使品牌形象受損。羅永浩認準了這一點，大張旗鼓地砸冰箱，直指對方的軟肋和要害。
還有哪些說老羅有本事去砸個國產牌子的人，今天你們不敢砸外企牌子，改天砸國產牌子時能找得到你們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