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會與電信業的未來”之一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
非常抱歉，因爲氣候原因飛機晚點，讓大家久等了。我今天講的題目是“信息社會和電信 業的未來”。今天是5.17世界電信日，爲什麼講這個題目？因爲在20世紀90年代，無論在中國還是全世界，電信業都經歷了高速發展的鼎盛時期。但是進入 21世紀，全人類都歡呼進入了信息社會，電信業反而倒不行了：銥星隕落，因特網泡沫，朗訊沒落，世通、環球通信等國際電信巨頭也紛紛破產。顯然，這已經不 是個別企業的個別現象，而是已經成爲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問題。這就值得我們深思：在人類歡呼進入信息社會的時候，爲什麼信息產業反而不行了？這裏面到底有沒 有規律性的東西？電信業的未來又在何方？可以說，我們每個人心裏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電信業現狀：“過剩”與“不足”的矛盾
電信業的現狀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一個叫做“過剩”，一個叫做“不足”。
現在過剩的是什麼呢？一個是技術過剩，一個是容量過剩。技術過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3G，全世界已經投入了至少幾千億美元的資金，搞了十幾年，到今天還不知道它的應用在哪裏。這不是技術過剩是什麼？那麼容量過剩呢？例如，CDMA的放號 是中國聯通最大的問題，空閒在那裏的容量佔絕大部分。更爲嚴重的容量過剩是光纜。在各家運營企業的幹線光纜上，“黑”在那裏的光芯要比點亮的多得多。據報 道，美國的光纜利用率不到10%，那麼我國平行鋪設了這麼多的光纜，其利用率又會如何呢？
至於“不足”，最嚴重的就是需求不足。每年年底的時候，各位運營商的老總們最發愁的 就是放號問題。十年前，消費者排着隊交幾千元初裝費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此外，企業的經營模式不足，管理和效益不足。幾年前當因特網泡沫破滅時，全 世界幾十萬個公司破產，但沒有一個是因爲技術的原因而破產的。關鍵在於它們只抓“眼球經濟”、抓點擊率。結果點擊率上去了，沒有收入；好歹弄點收入，又入 不付出。所以當時的因特網公司都在比賽“燒錢”，這樣的公司能不破產嗎？同樣，電信監管和政府部門的政策和體制框架不明確，現在到底要不要重組，聯通到底 拆不拆，還在拼命吵架，議論紛紛，整個“找不到北”了。
因此，現在的“過剩”與“不足”和二十年前根本顛倒了：以前的“過剩”現在成了最嚴重的“不足”，而以前的“不足”現在變成了最嚴重的“過剩”，形勢在十幾年內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不但是我國電信業最大的矛盾，也是全世界電信業最大的矛盾。
調整心態和期望值：向均衡發展過渡
我們電信業老是覺得自己是高技術，所以就應該高速度，其實不然。高技術是相對的。一 百年前，飛機、火車、鐵路、輪船，是頂級的高技術。清朝末年我國的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到西方就是學這些。詹天佑回國後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震驚中外，被譽 爲後世楷模。而現在呢？在我們電信業眼裏，鐵路成了“傻大黑粗”，根本不認爲它有技術。我們自己覺得電子、信息才能算是高技術，但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 二十多年前，我們北京郵電大學的葉培大院士親自給我們第一屆的16個研究生講光通信原理，從多模、單模講起。當時的光通信的確是高技術，因爲除了院士別人 都不懂。今天，懂光通信的畢業生僅僅北郵每年就有上千人。所以，技術的“高”與“不高”是相對的。
那麼，高速度呢？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電信業習慣於以高出GDP幾倍的速度增長，每 年保持30%、40%、50%的增長速度。最高的是1993年，電信業務的年增長率達到59%。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天時、地利、人和湊在一起，所以 我們的速度高上去了。但是，這種高速度長期持續下去，國民經濟是受不了的，是不應該、也是不可能的。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是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必須均衡發 展。以前電信業的缺口太大，所以在九十年代是補缺。現在補上去了，就必須調整心態，向均衡發展過渡。
因此，電信業要做兩件事：一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二是要調整社會和政府領導機構(尤 其是國資委)的期望值。每個運營商現在都說自己的日子不好過，夜裏睡不好覺，這都是“高技術必然高速度”的輿論害的。爲什麼要去宣傳自己是高技術、高速度 呢？爲什麼不去宣傳中國電信業的發展已經趨向飽和了呢？自來水公司在五十年代也經歷了高速發展的階段：解放前北京的各家各戶沒有自來水，在五十年代都裝上 了，也“高速度”了。但是，在各家各戶安上自來水後，你還找什麼“增長點”呢？搞好服務就行了。現在，電信業也要多宣傳這些觀點，讓社會和政府調整期望 值。這樣，國資委也就不會給我們的企業壓任務了。只有均衡發展，纔有可能持續發展，這是我們電信業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最近報道說，我國電信業的增長率在今 年一季度低於GDP的增長率，結果引起業內驚呼，似乎天要塌下來了。我認爲，這種現象很正常，甚至是有益的。過去發展太快，已經“過剩”了，現在調整一下 不是有好處嗎？因此，我們電信業既要調整自己的心態，也要調整社會和政府的期望值，向均衡發展過渡。
進入信息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
現在回到原來的問題：在2000年的千喜之年，全世界都在歡呼人類進入了信息時代。但是，到了信息社會，信息產業反而不行了，這是爲什麼？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它必然有更本質的原因。
我們都沒有經歷過信息社會，一時說不清，所以我們先來回顧歷史，總結歷史經驗，從中 找到歷史發展的規律。我們回顧一下工業社會，人類是怎樣走過來的？三、四百年前的瓦特蒸汽機、珍妮紡織機，一直到後來的內燃機、電動機、飛機、火車、輪 船，這些都是工業技術。但是，是不是有了工業技術，人類就進入工業社會了呢？絕對不是。比如，如果在一百多年前把一個幾百萬千瓦的發電機送到中國來，肯定 沒有用處，肯定堆在角落裏生鏽。爲什麼？因爲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對它沒有需求。這說明，如果只有工業技術，人類還是進入不了工業社會，還必須經歷工業思 想革命和工業社會革命，必須有社會結構的根本變革。所以英國後來有了圈地運動，所謂的“羊吃人”，實際上是人口迅速地城市化，把勞動力與土地的紐帶切斷 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改變了，社會形態從根本上改變了，只有這樣，纔有可能使工業技術得到廣泛的應用。但是，是不是有了思想革命和社會革命就可以 了？還是不行。因爲國家機器還掌握在封建莊園主和代表他們利益的王公貴族手裏。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他們的根本利益受到了衝擊，所以必然用手中的國家機器 來鎮壓和抵制社會變革，於是就爆發了工業政治革命，或者叫做資產階級革命。一直到美國的南北戰爭，代表工業的北方打垮了代表封建莊園主利益的南方，西方的 工業政治革命才告一段落。此後，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到20世紀中期，西方的工業社會就達到了高度鼎盛。因此，由工業技術革命的開始，到工業政治革 命告一段落，前後經歷了幾百年，更多的時間並不是花在技術的發明上，而是花費在思想革命、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上。但是，這些過程一旦完成，工業技術就得到 了充分的發揮，開始迅速轉化爲強大的社會生產力。
對照人類進入工業社會的歷程，再來看信息社會。我們的信息技術革命應該說已經發生 了。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信息技術已經發展到了社會容納不下的地步了，所以才發生前面講過的“過剩”問題。但是，我們的社會革 命發生了嗎？還沒有，頂多剛剛出現在地平線上。如果我們已經經歷了信息社會革命，“網上輕輕一點，世界就在眼前”，大家今天就不用坐在這裏等我晚點的飛機 了。還有，多媒體遠程教育早已不存在任何技術問題，爲什麼推廣不了？關鍵在於體制：如果高等教育都用遠程多媒體了，現在的教育體制怎麼辦？推廣遠程醫療、 遠程辦公、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的關鍵同樣是體制問題。但是，這些體制的變革，必然觸及很多人、很多社會集團的既得利益，必然要遇到很多阻力，使社會變革比 技術本身的發展困難得多。其結果，這些最根本的應用上不去，必然使大量光纜“黑”在地下、3G找不到應用，技術和容量自然也就過剩了。同樣，正是因爲這些 直接關係到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且急需的應用上不去，所以使遊戲娛樂業反而成爲信息技術的主流業務，難怪人們開玩笑說3G是“girl-gamble- game”(性-賭-遊戲)。至於說信息政治革命，就更說不清楚了。但是，大家知道“網上無國界”，如果真的到了信息社會，現在以地理邊界爲特徵的國家是 否還將繼續存在就很難說了。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人類進入信息社會和進入工業社會一樣，都必須進行從技 術革命、思想革命、社會革命，一直到政治革命的全過程。只有這些過程都完成了，信息技術的應用纔有可能普及，人類也才能進入信息社會。但是，現在的普遍狀 況是：信息技術發展了，但是廣泛應用這些技術的社會體制、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還沒有跟上。因此，當今社會的根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落後的 生產關係制約了先進技術的發揮和生產力的發展。這個矛盾具有兩方面。一方面，它的解決必須依靠整個社會的變革，而社會的變革必然損害一些集團的既得利益， 必然會遇到阻力和抵抗。所以，這不是短期之內可以解決的問題，是一個比技術本身的發展更困難、更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前，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必然 受到種種制約，前面所說的“過剩”和“不足”的矛盾必將長期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信息技術革命必然帶來以思想革命爲前奏的信息社會革 命和政治革命，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所以，這個矛盾是必然要解決的，而這個矛盾雙方的鬥爭，也就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
我們現在的電信體制改革，是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的又一場革命，也絕不能僅僅在原有的電信體制上修修補補、搞改良，而是必須徹底打破電信業縱向整合的產業結構，進行一場徹底的革命。
文/闞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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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焦點：電信業的縱向整合模式
—“信息社會與電信業的未來”之二
既然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的根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那麼在當前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中，這個矛盾的焦點在哪裏？
農業社會的核心產業是農業，工業社會的核心產業是工業，而信息社會的核心產業就是信 息產業。因此，人類進入信息社會就必須有信息產業的高度發展。信息產業無非是兩件事：一個是信息的傳輸，一個是信息的處理。信息的傳輸就是電信，信息的處 理就是包括硬件和軟件在內的IT業。電信業和IT業，共同構成了信息產業，它們都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隨着半導體、激光等技術的突破性進展而發展起來的， 可以說是孿生兄弟、雙胞胎。同時，它們又都是信息社會的核心產業，二者缺一不可。
但是，電信業和IT業又有極大的不同。我經常向大家提一個問題：是計算機技術發展 快，還是電信技術發展快？幾乎所有的人都說計算機技術發展快。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確實很快：按照摩爾定律，計算機的性能每18個月翻一番。如果誰對這點懷疑 的話，到中關村看一看，就會發現上個月買的計算機這個月已經又降價了，這個大家都能親身體會到。幾年前就有一個資料說，如果汽車業的技術像計算機技術發展 這樣快，世界上最昂貴的勞斯.羅伊司轎車就變成一分錢幾輛了。所以，計算機技術發展快的主要標誌是技術迅速地轉化爲社會生產力，被全社會、全體消費者直接 享受到了。
但是，電信技術的發展速度實際上比計算機技術快得多。具有代表性的電信技術無非是傳 輸和交換。從傳輸來講，光通信有一個規律，平均每6個月它的傳輸速率就翻一番，也有人說是9個月翻一番。無論是6個月還是9個月，光通信技術的發展速度在 指數上面比計算機業的摩爾定律快了兩到三倍。這樣的話，在15年的時間之內，也就是從1990年到今天，光通信技術的發展已經超前於計算機技術2的10次 到20次方倍，也就是一千到一百萬倍。如果從1975年到現在，30年內光通信技術就已經超前於計算機技術一百萬到一萬億倍！1998年國際電信聯盟 (ITU)有一個報告，說大西洋海底光纜上越洋電話每分鐘的傳輸成本不到百分之一美分，即人民幣的0.8釐。從交換來講，幾年前就有報道，路由器的交換速 率已經達到每秒鐘64個T，這相當於十億個64K，即十億個標準話路。從理論上講，用這樣一個路由器作交換機，就足夠全中國所有的人打電話了。由此可見， 無論是電信的傳輸技術還是交換技術，其發展速度都比計算機技術快得多。
但是和計算機價格的迅速下降相比，電信業的價格下降了多少呢？就我所知，下降最多的 就是國際長途了。80年代打一個國際長途每分鐘18塊錢，而今天即使是打折的IP電話也要3塊錢左右，降了一個數量級都不到。所以說，雖然電信技術的發展 速度比計算機業快多少個數量級，但是轉化爲社會生產力的部分卻微乎其微。
那麼，爲什麼電信技術沒有迅速地轉化爲社會生產力和消費者的福利？關鍵在於產業結構。我們只要稍微進行一下對比，就可以看出這兩個行業的產業結構存在本質的不同:
首先，IT業一直是充分競爭；而電信業卻從老祖宗AT&T就一直是壟斷起家的。
第二，IT業是高度的專業化經營。英特爾再“牛”，也只做CPU，不做內存和整機； 惠普和戴爾再“牛”，也只做計算機、打印機，不去做內存和顯示屏。每一個企業在自己的專業裏和其他企業競爭，上下層專業之間是標準的協議接口。但是電信 業，從物理網到應用層，是典型的全行業縱向整合，上下游“通吃”。以前有一位郵電部的領導，解釋信息化時說：信息高速公路就是郵電的路，路上跑的車是郵電 的車，車上拉的貨也是郵電的貨。這不是全面壟斷又是什麼？最近幾年，我們的運營商都在討論電信產業價值鏈，搞得很熱鬧。但是，爲什麼其他行業沒有這個問 題？因爲其它行業的產業價值鏈是天生就存在的，而電信業中的運營商佔據“主導地位”，把上下游都“吃光”了，自己還要成爲“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產業鏈 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 IT業是以應用層爲主，誰更靠近客戶這個“上帝”誰就是“老大”，通過激烈的競爭一層一層往下發號施令。而在電信業中，誰有物理網誰就是“老大”，對網上 的各種業務經營者發號施令，最後用網絡末梢的用戶線和電話號碼把用戶牢牢鎖定。其結果，電信業的競爭者必須自己重新建設物理網，甚至要自己鋪管道、拉光 纜，自己立鐵塔、架天線，不但浪費社會資源，造成了大量重複建設，而且極大地限制了競爭。
因此，IT業的技術進步充分轉化爲社會生產力，而電信業相差這麼遠，其原因就在於產 業結構的根本不同，就在於這種橫向分層的專業化經營和這種縱向整合的區別。過去我們說，資本家寧肯把牛奶倒進大海里也不給老百姓喝，是腐朽的、沒落的、垂 死的。爲什麼？就是因爲它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但是今天，全國高校的201校園電話都被當地的主導運營商把持着，對其它公司打折的IP電話實行了阻 斷。結果，學生要打長途，就只能每分鐘三角，再加上201的每分鐘一角六，變成每分鐘四角六分，是全國最貴的長途電話。這樣，電信運營商一方面憑藉自己的 壟斷地位盤剝消費者，另一方面又讓大量光纜“黑”在地下。這與資本家把牛奶倒進大海里有什麼區別？這不也是極大地破壞社會生產力嗎？所以說，這種電信體 制，同樣是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目前這種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電信體制必須打破，也必然崩潰，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正因爲如此，近二十年來電信行業打 破壟斷、引入競爭的改革波濤洶涌，以至成爲我國和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這一點絕非偶然，也絕非僅僅是媒體的炒作，而是因爲現有的電信體制已經成爲人類進 入信息社會的最大障礙。
通過對於電信業與IT業產業結構的比較，我們還可以看到，電信體制改革必將以“拆 分”爲主題。也就是說，必須要“網業分離”，必須按照IT業高度專業化的經營模式，打破電信業從物理網到應用層的縱向整合的產業結構。非如此，不可能建立 電信業的有效競爭，解放生產力。從這個角度看，我國和全世界近年來的電信改革在很多地方都走了彎路。以前我們一直以爲，把原有的電信壟斷企業搞一個“複製 品”，讓它們互相競爭，就算是打破壟斷了。但是，這就像依靠農民起義反封建一樣，永遠不能成功。農民起義的目標無非是打倒壞皇帝，擁戴一 個好皇帝，最好是自己作皇帝。其結果，無非是三條出路：第一個結局是陳勝、吳廣、黃巾起義，被鎮壓殺頭了；第二個結局是宋江，“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 安”，出賣同志、背叛革命；第三個結局是朱元璋，他倒是成功了，結果比以前的朝代更壞。同樣，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是封建，變成“南北朝”還是封建， 沒有絲毫改變。因此，只有用全新的思想理論武裝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才能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同樣，我們現在的電信體制改革，是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的又一場革命，也絕不能僅僅在原有的電信體制上修修補補、搞改良，而是必須徹底打破電信業縱向整合的產業結構，進行一場徹底的革命。
記得在2000年的財富論壇上，比爾.蓋茨說：“我不知道將來的信息社會是什麼樣 子，但是我知道今天在座各位所代表的世界上最大公司的90%以上，首先包括我的微軟在內，在信息社會將不復存在。”爲什麼？因爲他看到信息社會對於現在的 工業社會是一場根本性的革命。幾千萬年前一個小行星撞擊地球，使恐龍滅絕、哺乳動物興起，這是一場革命。現在，讓電信運營商這些大恐龍滅絕的“小行星”也 已經撞到球了，這個“小行星”就叫作IP。隨着VoIP、Wi-Fi、WiMax、“一號通”各種新業務的迅速普及，傳統的電信業務很快將被取代，運營商 將很快失去自己的業務、自己的用戶和自己的網絡末梢，電信業縱向整合的產業結構將被迅速打破，這是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爲轉移的，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這種 趨勢發展下去，電信運營商就會變成“透明管道”，只是收一收“高速公路”的“過路費”，路上跑什麼車，車上拉什麼貨，跟運營商都沒有關係了，往日的“大恐 龍”就變成“小蜥蜴”了。但是，信息技術所蘊藏的巨大生產力也將被解放，電信業對國民經濟的推動作用將充分發揮，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的道路也就被掃清了。
—“信息社會與電信業的未來”之三
那麼，在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將發揮什麼作用，處於什麼歷史地位？
人類與動物的區別主要是人有最發達的手和腦，並在此基礎上使用工具。因此，可以說工 業技術就是手的工具化，是人類骨骼與肌肉的延伸；而信息技術就是腦的工具化，是人腦和神經系統的延伸。所以，信息技術是人類生產力中區別於工業技術的一個 全新水平。這是不是人類生產力的最高水平？我不知道。但是，信息技術使人類區別於動物的兩大特徵都高度工具化了，所以應該是。同樣，廣泛應用這種生產力的 社會，即信息社會，也必然是人類在工業社會之後的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這個社會是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歷史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我是學電信的，不是搞 政治經濟學的，也不知道。但是，對照共產主義社會的六條標準，到信息社會就都應該實現了，所以似乎也應該是。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我們電信業研究的範圍，對 於目前的討論，我們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說，信息社會是人類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正是因爲如此，所以人類進入信息社會必然要經過深刻的社會變 革。
美國在80年代有一本經典的經濟學著作《國家興亡探源》(M.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系統地分析了人類歷史，由此總結出一個普遍規律，即：一個地區越是長期地享受繁榮和穩定，就越容易形成一個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併爲 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礙社會發展，從而使社會進步停滯。他把世界主要分爲東方和西方這兩個文化和地區，從西方高度發達的奴隸社會，到東方高度發達的農 業封建社會，再到西方高度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因爲這個規律而由東方和西方交替領先。同樣，按照這一規律，以中國爲代表的東方將帶領人類首先進入 信息社會。爲什麼？就是因爲西方的工業社會體制非常強大，可以說是根深蒂固，已經成爲他們進入信息社會的羈絆。而以我國爲代表的東方，沒有經過長期的工業 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相應的既得利益集團比較弱小，而代表其利益的社會和法律體系也不夠完整、不夠穩固，所以向信息社會的過渡反而比較容易。一個明顯的例子 就是，美國爲了打破AT&T對長途電話業務的壟斷，官司打了十多年；而我國在1999年通過引入IP電話，只用幾天功夫就把中國電信“搞定”了。 爲什麼？就是因爲中國電信比美國AT&T的壟斷勢力要弱小得多。
我們已經講過，信息社會是不同於工業社會的一個全新的社會歷史階段，是人類目前發展 的目標。而且，就像農業社會的核心產品是農產品、工業社會的核心產品是工業產品一樣，信息社會的核心產品是信息產品。信息產品的特點是什麼？它區別於農產 品和工業產品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的創造是有成本的，而它的複製和傳播是沒有成本的，在網絡時代尤其如此。因此，這就決定了信息產品應該被全人類所共享，只 有這樣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但是，西方國家的基本制度把對農產品和工業產品的制度延伸到信息產品身上，就必然從根本上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正因爲如此，西方國家要過渡到信息社會，最突出的矛盾集中反映在專利、版權和知識產 權等體制方面。去年秋天我國的電信經濟專家代表團訪問美國，我們就向參加座談的美國專家提出了這個問題。例如，美國音樂出版商和消費者關於音樂版權的官司 已經打到了最高法院。但同時的社會調查又表明，絕大多數音樂家和作曲家並不支持音樂出版商極度保護版權的主張，因爲他們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作品能像貝多 芬、莫扎特和斯特勞斯的作品一樣，被全人類所共享，只有出版商纔想通過這些作品牟取幾億、幾十億的暴利。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的版權制度已經成爲人類文化傳 播的嚴重障礙。
又例如，美國的技術專利有效期是十七年，這是富蘭克林和傑弗遜時代定下來的。當時的 技術發展慢，十七年的專利期保護了發明者的合理權益和積極性，對生產力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而現在,技術的發展速度不知快了多少倍，如果當年需要十七年 的專利來保護發明者的利益，現在最多二三年就夠了。但是，美國維持二百多年前規定的專利有效期不變，拒絕“與時俱進”，就使專利權蛻變爲專利持有者盤剝全 社會的工具。20世紀中期的貝爾試驗室，每年有幾千項專利，其中的絕大多數AT&T自己不用，在長達十七年的時間內也不準別人用，使貝爾試驗室的 科研成爲技術進步的障礙。因此，在1956年美國政府對AT&T進行反壟斷起訴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開放貝爾試驗室的專利。這說明在一些 情況下，連美國人自己也認識到，自己的專利法規已經在阻礙社會的進步。更有甚者，美國居然把各種藥物、甚至連白內障手術的技術都註冊了專利，並把自己的專 利、版權和知識產權制度強加於全世界，以此在全世界牟取暴利、盤剝全人類，並不惜爲此踐踏最起碼的人道主義。
由此可見，信息社會和信息產品的特點與西方“個人利益至上”的理念在根本上是不相容 的。但是，這種理念已經通過幾百年的歷史在西方國家深入人心，並且形成了強大而完備的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因此，在科學技術發明和精神 文化創作成爲人類主要生產方式的信息社會，西方國家爲了保護個人利益而損害社會利益所規定的這些專利、版權和知識產權制度，必然成爲他們不可逾越的障礙。
東方的理念與西方存在根本的不同。西方社會的文化制度由反封建而來，爲了反對封建專 權對個人的壓制，把個人的利益和“人權”推到了極端，以至置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在經濟學中的體現就是亞當 斯密關於“人人爲己就是社會利益”的論斷。但是在東方，從歷史上就是強調個人利益必須服從整體利益，甚至在帝王權力至高無上的封建社會，也是“民爲貴，社 稷次之，君爲輕”。近年來，一些人以爲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就是搞資本主義了，其實不然。就像辯證唯物主義是從黑格爾的辨證唯心主義中抽取了辯 證法這個合理內核一樣，我們的體制改革是從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抽取了它“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但是與西方服務於個人利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又有本質的區 別。我們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絕不是“貼標籤”。我們是把市場經濟作爲調動並保護個體積極性的手段，其最終目標是達到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 化。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一方面要保護發明者、創造者的專利、版權和知識產權，保護他們通過自己的貢獻所應該得到的合法權益；但是另一方面，又絕 不會允許任何個人利益損害全社會的根本利益，不會允許任何個人把理應全社會共享的技術和知識據爲己有，更絕不會允許任何人把專利、版權和知識產權作爲盤剝 全社會和全人類的手段。
由此可見，率領全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的重任，已經無可推卸地落在以中國爲首的東方。不 僅如此，我國的體制改革正值信息技術革命發生之際，使我國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可以最好地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並與之充分融合。因此，“以信息化帶動現 代化”的實質，就是按照未來信息社會的發展方向，建立我國獨特而嶄新的社會體制，徹底解放信息技術給人類帶來的生產力，開創性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正因爲如此，我國近二十年來的電信事業和電信體制改革，取得了在全世界都史無前例的迅猛發展；正因爲如此，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突飛猛進 的高速發展絕非偶然；也正因爲如此，在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僅僅是我們自己的民族情節，而是全人類賦予我們的義不容辭的 歷史責任，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必然。
在中國，我們經常說“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但是“趕”和“超”並不是同一件事。在 20世紀以前，我們落後了，在西方的後面，是“趕”。現在，這個任務我們在很多領域內已經完成了。在21世紀，我們的任務是“超”，就是要超過世界先進水 平，當之無愧地成爲全人類向信息社會邁進的開路先鋒。所以，我們今天電信業的同志們實在是“三生有幸”、生而逢時，因爲我們在關鍵的時間，關鍵的地點，從 事着關鍵的事業。全世界的有識之士一致認爲，21世紀是“中國世紀”。讓我們一起努力奮鬥，張開雙手，迎接中國世紀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