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發展歷史，我們一直在與自然做鬥爭。人類通過自己的智慧彌補了大量生理上的不足，以達到其坐地收成的天性。例如，人類發明各種光學儀器來彌補肉眼在光譜，視力，持續工作時間範圍等方面的不足；人類發明各種交通工具來彌補人體在行進速度，區域上的不足。人類恪守着上帝創世時的喜悅，從來不曾懷疑我們自身的地位；上帝賦予我們區別於世間萬物的智能，這也是我們之所以爲人的根本。
然而，有一天，我們發現軟件能夠給我們很多的幫助；我們試圖讓人類的智慧在機器上再現，讓這沒有生命的機器實現我們解決問題的全部。在大話充斥的報道中，我們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隻要我們靜下心來想想這軟件發展的道路，會發現我們其實只走了極小的一步；而即使是哪一天，我們跨過了智慧的瓶頸，等待我們的也必將是人類的覆亡。
我們看到，最初的計算機是爲了加快算術運算而發明的，就這一點來說，它作爲人類工作輔助工具的職能是明確的，因此其發展也是迅速的。隨着運算速度的提高，人們開始追求計算機軟件在各行各業的應用。這種應用是非常有價值的，例如說輔助文字處理的字處理軟件，協助管理檔案的數據庫軟件，提高運算速度的數學軟件，製作精美圖片的繪圖軟件等等，每一種應用都給人們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感覺。
但是在我們的某些應用中卻出現了問題，比如說ERP應用和軟件開發應用.林林總總的ERP軟件在企業的真實應用中很不理想，據我們瞭解，在這些軟件中真正有效的是那些提高重複的體力工作效率的模塊，而不是智能改進的部分。衆多的軟件開發模型和快速開發工具遭遇着各種各樣的挑戰：需求不符，項目延期，預算超支，性能低下；這一切都應“歸功於”人們對軟件的誤解。可悲的是，這種誤解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軟件從業人員對自己能力的誇大，就像我們曾經遇到過的一個軟件銷售人員宣稱的那樣：“只要你能想到，我們就能開發出來，而且保證進度，質量和費用。”
我們發現，一旦我們探討的問題脫離了計算機所能以及所應該來完成的任務的時候，我們的軟件開發就陷入了瓶頸。在計算機誕生之前，就有思想家開始探討像人一樣思考的機器人。讓機器能夠像人一樣思考、行動，是很多人的夢想，“人工智能”的出現就是對這一夢想的進一步發展。這樣一個夢想，就像聖經裏面記載的巴別塔。
直到現在，當我們和一些對科技感興趣的農民企業家探討科學問題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對有關人工智能的話題產生濃厚的興趣。在1956年，有一個農民企業家組成的基金會贊助了對這一話題的探討和試驗，地點是在美國新罕布爾州的達特茅斯學院。這個話題的10個知識青年分別是John McCarthy、Marvin Minsky、Claude Elwood Shannon、Nathaniel Rochester、普林斯頓大學的Trenchard More、IBM的Arthur Samuel、MIT的Ray Solomonoff和Oliver Selfridge、CMU的Allen Newell和Herbert Simon。前面四人爲發起人。他們計劃用2個月的時間來設計出一臺具有真正智能的機器，但是很顯然，這個計劃被無限制延期了，而中間產品就是產生了一門新的學科“人工智能”。我們通常所謂的人工智能之父是死於1954年的英國人Alan Mathison Turing，而在達特茅斯探討會的兩個發起人麥卡錫和明斯基有時候也被稱爲人工智能之父。可惜圖靈同學英年早逝，要不然肯定是這個達特茅斯探討會的主角之一。後來，10個知識青年中有四個獲得了圖靈獎，（明斯基1969年，麥卡錫1971年，CMU雙傑1975年）。
人工智能誕生了，其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這些智慧的先驅最開始所想象的那樣。但是，隨着對人工智能的研究，那些農民企業家卻從中找到了豐厚的收成。這些收成，來自於對有限智能的利用。也就是說，人工智能的初步應用產生了不錯的社會效益；而這，是我們那些知識青年並不樂意接受的結果。然而事情往往是這樣，遠大的理想有時候只是空想，但是奔着這個遠大理想前進，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什麼東西。
人臉識別技術是人工智能中的一個分支的分支，其命運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