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次講座上，顏曉紅曾回顧中國高等教育從合到分，再到合的全過程。
“新中國成立後，實現國家工業化體制是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急需解決的難題之一。”顏曉紅說，面對專業人才奇缺問題，1950年6月，時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首次提出，初步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此後的1952年院系調整中，以 “八大學院”的成立爲標誌，中國高校完成了由綜合化到專業化的轉變。
改革開放後，高等院校從單科、多科到綜合，合併辦學的潮流風起雲涌。除大連理工大學外，1991年，鄭州大學、黃河大學合併組建鄭州大學，打響地方高校合併第一槍。1993年，四川大學、成都科技大學合併組建四川聯合大學，部屬學校合併開始。借鑑地方高校合併成功經驗，教育部助推的全國高校合併潮持續至本世紀初，江蘇大學也成爲了其中的一員。
改革開放後，高等教育持續幾十年的綜合化進程，對於高校本身而言，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對此，顏曉紅坦言，綜合化對於高校的影響非常大，這首先體現在文化層面：“上世紀90年代，我在中國科學院讀博士期間，每次走進中關村就有一種‘胃疼’的感覺，因爲那裏高節奏的氛圍讓人十分緊張。”高校也同理，每所高校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習氣，這種文化習氣又和學科組成息息相關，並最終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生成長。
“江蘇大學的學科主體依然以工科爲主，單純的工科學生容易形成單向思維，缺少思辨性和批判精神，這就需要不同學科在高校整體文化方面的滲透，而這一點在單科型大學顯然難以做到。”顏曉紅說。
與此同時，綜合性又不僅僅是一個學科問題。“比如在高校的人才培養方案中，專科學校的授課教師，往往缺乏研究性。而加入綜合性元素後，授課教師也會向研究型、學術型發展。”顏曉紅說，這就促使教師在授課中加入批判性思維。
“單學科到多學科再到綜合型的發展轉變，對於人才培養會產生很大影響，而學校管理上的變化會更大。專業化向綜合化轉變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需求，是經濟社會發展人才的需求，也是大家都去走綜合型道路的原因之一。”顏曉紅說。
能力量化“不重要”
在肯定綜合化培養模式對於學生的正面培養價值的同時，目前發生在這一進程中的某些問題也值得公衆注意，比如伴隨着高校綜合化改革而產生的專業課程與博雅課程之間的矛盾。
對此，顏曉紅表示，專業培養與通識培養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存在着一些矛盾。“實踐和理論課程總在搖擺，過於強調實踐，把核心理論課程壓縮當然是不對的。在教育上，我們還是要強調博雅教育，但要與專業課程達到某些平衡，彼此相互借鑑。”
比如在他看來，一些專業培養方案中，就有很多通過學生自己選修來增強其終身學習能力的方法。“古語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高校教授的不僅僅是知識，更要教會學生職業生涯發展的能力。”從專業角度來看，要想使學生具備這種能力，首先要明確其專業的最核心部分是什麼，並將這些核心課程的質量緊緊抓牢，這是基礎。此後在培養體系上，要考慮學生創新能力和學習能力的發展。
“應該說，學生專業能力的培養方案是不存在博雅教育、通識教育減弱專業知識問題的，這主要還是看教育者將重點定位在傳授知識爲主，還是培養能力爲主。”顏曉紅表示，當今社會顯然培養能力更重要。因此，在規範課程體系的時候，核心的課程體系裏的“四樑八柱”務必要夯實，這是不能動搖的。基礎打好後，再圍繞學生學習能力和綜合能力開展其他培養模式的探索。
然而，相對於具體的專業學習而言，學生學習能力和綜合能力存在着一個明顯的“劣勢”，那就是很難做到量化，很難做到直觀地進行比較和衡量。不過顏曉紅坦言，在學生的某些能力方面，能否衡量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假設我們規定前20%的學生屬於‘好學生’，但只要稍加統計就會發現，其實後80%的‘一般學生’中，也會有大量學生後來發展得很好。究其原因，就在於這些學生在學校中不是特別受到關注，反而導致他們要想得到某些東西，更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時，這些學生在別的學生一門心思讀書時，自己又學習了很多其他東西，促成了自身的發展。這中間有很多內容是值得我們反思的。”顏曉紅說。
學校發展需要多個腦袋思考
今年的教師節期間，備受矚目的全國教育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積極投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着重培養創新型、複合型、應用型人才。
“習總書記在講話中並沒有用‘世界一流’，而僅僅是用了‘一流’，其背後是大有深意的。”採訪中，顏曉紅表示，當前國家之所以提出“雙一流”，不是單純爲了把高水平的大學辦得水平更高，而是希望通過該項目的引領，使所有的學校都在理念上瞄準一流，在工作中追求一流，在辦學形式上辦出自己的特色來。“這也是我所理解的‘雙一流’項目誕生的原因。”
事實上，在高校向多學科發展的過程中，如何平衡“綜合”與“特色”之間的關係，也是一道難題。
以江蘇大學爲例，作爲農業機械見長的傳統高校，近年來，該校在向綜合化邁進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面臨如何在保持特色、優勢的前提下，平衡各學科關係的問題。爲此，顏曉紅提出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學科發展格局，即以包括理科、生物醫學、特色文科和交叉學科彼此協調發展的學科羣爲“塔基”，力求“實”；以涉農專業和農業裝備學科羣等骨幹學科爲塔身，力求“壯”；以農業工程優勢學科作爲塔頂，力求“高”。三大學科體系彼此分工合作，相互協調，最終服務江蘇大學整體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
值得一提的是，在對學校未來發展的規劃中，顏曉紅特別重視院系層面的作用，尤其是在制定相關專業培養方案的工作上，一定要“發揮院系的自主權”，這反映了現代大學的治理體系。
“辦學要遵循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辦專業也要遵循專業的發展規律。”顏曉紅表示，校長不可能懂得所有專業的發展方向，而最懂一個專業的是本學院的人，“高手在民間，一個學校的發展需要多個腦袋來思考”。因此，他提倡把權力下放給大家自由支配。高校要想真正把基層力量發揮出來容易也不容易，“因爲學校擔心自身的發展理念、思路不被執行，我們需要把學校整體的發展目標講清楚，只有這樣，各院系才能真正有的放矢地思考自身的發展規劃”。
不能將“霧霾”送到國外
伴隨着國內高等教育規模和水平的提升，以及國家間交往的日益頻繁，高校的綜合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地與國際化進程形成了交集。
僅以江蘇大學爲例，作爲全國首批“有資格接收外國留學生的高校”，該校目前已經與全世界128 所高校及科研機構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先後接收110 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來校學習。目前，江蘇大學培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生的數量超過1600 人。
面對愈加壯大的留學生教育規模，顏曉紅提出要調整結構、控制規模、提質增效，以此提升留學生整體的培養質量。
“我們不能將‘霧霾’輸送到國外去。”他表示，中國高校要輸送自己的優質教育資源，而不是教育上的霧霾。之所以提出留學生培養質量問題，就是要讓留學生畢業歸國後，有一個更好的職業生涯發展，“這對學校也是很好的宣傳”。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目前江蘇大學在留學生培養方面，正在減少本科生招生，並加大博士生培養力度和對任課教師質量的要求。在顏曉紅看來，留學生少一些沒關係，只要能培養出一個成功的學生來，他就是一個自動宣傳機。反之，如果大量招收留學生，但培養得不成功，他們畢業後也會是“宣傳機”，只不過做的是“負面宣傳”。“所以在留學生培養中，打造金課也是極其重要的。”
採訪中，顏曉紅特別強調，當前在留學生培養中有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如何讓留學生理解認同我們的先進文化。“這種先進文化不是讓留學生學幾招武術動作、寫幾個漢字就能達到的，而是要將中國文化中深層次的內涵傳播給他們。”
“簡單地讓留學生剪窗花、打太極可以增加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但這不是我們真正要給他們的，我們需要讓他們真正走進我們的生活，走進當代中國的精神和文化層面。”顏曉紅表示，江蘇大學對留學生實行的是“3+1”的培養形式，即留學生在校內學習三年後，便安排其進入中國企業實習，實地瞭解中國企業文化，讓他們看到中國人是如何勤勞、肯幹的。“這是一種教育，同時也是企業對學生的崗前培訓。”
“在人才培養中，如果不重視質量就是在慢性自殺。本土學生的培養是這樣，留學生的培養更是如此，這點需要我們高度重視。”顏曉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