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6月份的讀書筆記
分稅制改革
1994 年的分稅制改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 規模最大、範圍最廣 、影響最爲深刻的一次 ,這次改革建構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稅收制度的框架。
通過 1994 年的分稅制改革，形成7 個大的稅收類別：
- 流轉稅類，包括增值稅、消費稅 、營業稅和關稅 。
- 所得稅類 ,包括個人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
- 資源稅類, 包括資源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 。
- 財產稅類, 包括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和遺產稅。
- 特定目的稅類, 包括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佔用稅等。
- 行爲稅類, 包括車船使用稅，印花稅等。
- 農牧業稅類, 包括農業稅和牧業稅 。
從上述的稅種設置可以看出,對經濟中生產經營和消費產生直接影響的是流轉稅、所得稅 、資源稅 、農牧業稅 ,其中以流轉稅 、所得稅 、資源稅的影響最大 。流轉稅主要通過對經濟中商品價格的作用來影響經濟中的各種生產和消費活動;所得稅主要通過對要素收入的作用來影響經濟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資源稅本質上就是增加原材料使用成本, 從而影響生產規模 ,進而影響經濟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李紹榮 耿瑩，中國的稅收結構 、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經濟研究，Vol5，2005）
稅收原則
稅收原則主要有三條：效率原則，公平原則和經濟穩定增長原則。效率原則體現於充分且有彈性、中性與校正性。公平原則是從稅收作爲收入再分配手段與公共提供的籌資手段兩個角度考慮。體現於平等競爭原則、受益原則和能力原則上。
稅收與投資、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關係
經濟增長可歸因於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反映要素使用效率變化的生產率的增長 , 即資本 、 勞動和 (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基本來源 。通過依次分析稅收與投資、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關係，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 對資本徵稅降低了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 但不影響勞動供給 , 從而對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 。
- 對勞動徵稅降低了投資率 , 通過收入效應刺激了勞動供給, 對技術進步沒有影響 。由於我國勞動供給過剩 , 經濟增長主要來源於投資 , 因此對勞動徵稅的總效應是降低經濟增長 。
- 對消費支出徵稅 , 提高了投資率水平, 不影響勞動供給, 同時與全要素生產率正相關, 最終效應是不阻礙經濟增長, 甚至有弱的證據表明它可促進經濟增長 。這主要是因爲 , 在我國人們的收入水平較低, 稅收的替代效應, 即徵稅促使人們以閒暇替換勞動不明顯 , 對消費徵稅沒有降低勞動供給 , 因此對經濟增長沒有負作用 。（劉溶滄 馬拴友，論稅收與經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Vol1，2002）
哈伯格模型
哈伯格開創性地用一般均衡分析解釋了企業所得稅稅負歸宿問題。其認爲美國的社會總資本， 而不僅是公司資本承擔了絕大部分企業所得稅稅負。按照高收入者擁有大部分資本而低收入者提供大部分勞動的一般觀點， 那麼企業所得稅便具有累進效應。
哈伯格模型以生產組織形式及企業所得稅稅收爲標準， 將美國的國民行業劃分爲公司部門和非公司部門， 企業所得稅被視作提高了公司部門資本要素的使用成本。（宋春平， 劉可愉， 李 成，企業所得稅超額負擔歸宿的一般均衡分析，稅務研究，No.1，2011）該模型具有以下假設條件：
- 技術。各部門的企業都使用資本和勞動來生產其產品。在同一部門中國生產規模收益不變。在不同部門，生產技術可能不同。一般來說，生產技術的不同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資本替代勞動的難易程度-替代彈性不同。二是生產中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比率不同。資本-勞動比率相對較高的行業，被稱爲資本密集型行業，反之被稱爲勞動密集型行業。
- 要素供給者行爲。每個部門的資本淨邊際收益率必然相等，勞動淨邊際收益率必然相等。
- 市場結構。生產要素得到充分利用，各生產要素得到的收益都等於其邊際產品價值。
- 要素總供給。資本和勞動的總量是固定的。
- 消費者偏好。所有消費者都有相同的偏好。
- 稅負歸宿分析框架。考察的是一種稅替代另一種稅。
CGE模型
大部分有關稅收的 CGE 模型是在哈伯格模型上發展起來的。CGE模型是一種能夠數量化各個重要宏觀經濟變量交叉和綜合影響的重要工具，具有局部均衡分析不可比擬的優勢對求解策略 ,主要有要素市場求解策略和產品市場求解策略。（周焯華等，CGE 模型的求解方法 、原理和存在問題，重慶大學學報，No.3，2002）
DSGE模型
Heideken和Graeve（2012）指出動態宏觀經濟系統中的財政政策問題可能被長期忽視 。而目前對這一 問題的 國際前沿研究集 中於 非傳統財政政策、 非 傳統貨幣 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效應 、宏觀審慎財政政策效應 、 財政摩擦等多個方面 ； 相對於貨幣政策研究 ， 目前對宏觀財政政策 的研究仍是較爲缺乏 的 。 特別是對於其中 的稅收模式問題及其經濟效應， 還沒有形成統一 的結論 ， 還缺少深入的研究 。
從具體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財政理論研究來看，早期Barro（1990）在動態經濟框架中討論了內生的最優稅收問題。此後國內外有關稅收的基於動態一般均衡框架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第一種形式是累進性的形式。如Mattensini和Rossi（2012）以累進性的稅收模式討論了稅收對於總產出和經濟波動的權衡問題及其對最優貨幣政策規則的影響。第二種形式是線性平滑稅的形式，類似於經典的技術衝擊形式。如王文甫（2010）基於線性平滑稅的考慮研究了價格黏性、流動性約束下的中國財政政策效應。第三種形式是應對產出缺口或是債務的形式。以稅收對“產出缺口“反應的線性關係作爲”外生衝擊源“。如胡永剛和郭長林（2013）通過動態新凱恩斯注意DSGE模型討論了財政規則（將稅收作爲內生變量）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目前涉及 宏觀財政DSGE模型的研究多集中於財政政策在不同經濟情景下的產出效應 ，專題的稅收模式選擇研究較少 。目前對於稅收問題的討論 ， 許多研究都是將稅收作爲內生變量進行分析 ， 將財政支出政策或是結構政策作爲外生的衝擊來源 ；並且許多財政 DSGE研究是針對發達國家的情況建立稅收反應模型。在方法論上，目前關於中國宏觀財政 DSGE模型的研究多數是 在確定性參數下 的數值模擬，基於貝葉斯估計的DSGE模型相對不多 。 （朱軍，中國宏觀DSGE模型中的稅收模式選擇及其實證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Vol1，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