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29 07:45:49 來源: 南方報業
如今，在教育改革上，“產業化”已經成爲一個惡名。大學市場化，似乎再沒有人敢談了。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最近就刊髮長文《清算教育產業化》(3月23日《南方週末》)，認爲教育產業化是一種“泛市場化，是把市場關係引入到不應當引入的領域”。但是，如果要提高我們的大學水平，如果要讓老百姓能夠承擔得起大學教育費用，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推遲這一改革，將會使現在大學的種種弊端積重難返。
許多讀者也許會驚異：市場化難道不會使學費飛漲、讓窮人更上不起學嗎？不對。衆所周知，我們現在的大學，還是靠政府撥款、以計劃經濟的方法來經營；而美國的私立大學，則是最市場化的。在哪種體制下窮人更能上得起大學呢？我們不妨進行一下對比。
美國大學競相“利誘”學生
不久前，教育部官員在回答上學貴的問題時講過一段話，大意是北大、清華是名牌，提供的是稀缺的優質教育，就像名牌服裝，自然不是人人都能負擔得起。言下之意，上中國的一流大學如同高消費，沒有窮人的份。窮人上不起好大學，在我們這裏不僅是一個現實，而且成了被有關部門認定的合理現實。
幾乎與此同時，美國最頂尖的私立大學之一斯坦福，宣佈免去家庭收入在4.5萬美元以下的學生的學費。如果學生家庭收入在6萬美元，也只需繳納1/10多一點的學費，也就是3.3萬美元學費中的3800美元。我們還必須注意到，這只是學校單方面免除的學費。許多貧困生，在此之外還會接受大量來自校內校外的獎學金，甚至基本不花錢就能完成四年的精英教育。你問問在美國幾個頂尖私立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就知道，他們大部分不僅不付學費，而且學校給他們全額生活費，一年下來，費用在4萬美元以上。耶魯大學校長不久前還特地告訴中國學生，被耶魯錄取沒有錢上不必擔心，我們會幫你們解決。
斯坦福這次的舉動不是一個孤立的行爲，而是美國幾個頂尖私立大學爲吸引貧困生的獎學金大戰的升級。我過去已經介紹過，普林斯頓在資助學生時用獎學金代替貸款，旨在不讓學生畢業時負鉅額債務。哈佛大學免去家庭收入4萬美元以下的學生的學費。斯坦福在此基礎上加碼：4.5萬美元！哈佛的學生報紙驚呼：人家比我們的條件還好5000美元！世界第一名校已經有點臉上掛不住了。可以預見，這場爭奪貧困生的競爭將是一場持久戰，各大學還會給出更優惠的條件。在美國，富家子弟上名牌並不容易，因爲分數要得太高。貧困生如果讀書好，則會被幾個大學爭奪，人傢什麼都給你付了，有的連筆記本電腦也給你買。要知道，美國平均家庭收入也不過在5萬美元上下。你的家庭收入稍低於這道線，上一流大學的學費就全免了。
爲什麼在市場上激烈競爭的美國私立大學，會如此競相出血？原因很多。我僅分析其市場動機。私立大學要算錢辦事，沒有生意眼不行。一個低端的私立大學，經營往往是銷售性的。大家比的，是誰提供的教育質量高、價格便宜，誰能吸引學生來讀書，最終學校還是要靠學費喫飯的。這和一般商品銷售的邏輯差不多。但是，一旦買賣做大，成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這種市場競爭就變成投資型而非銷售型的。這些名牌因爲撒出大筆獎學金、免費甚至花錢請人來讀書，靠從學生那裏收錢，恐怕全得破產。他們不是簡單地把教育銷售給學生，而是看準應該往哪個學生身上投資。只要找對了人，對之提供一流的教育，這個人日後就會成功，成功後就會像孝敬父母一樣孝敬學校，大筆捐款。這些大學拼的，是哪一家拿的捐款(即捐助基金)多。所以，優秀的窮孩子誰也不敢丟，而要花大錢去請。出一個比爾·蓋茨，資助幾百幾千貧困生的錢就回來了。同時，教育質量要過硬，保證把好材料塑造成一流的“產品”。而這種教育，不僅包括學術、技能的訓練，還包括情感、道德的培養。孩子要是在學校的四年過得不愉快，以後捐款的可能性就小。如果你培養一個忘恩負義、毫無社會責任感的“白眼狼”，給出去的獎學金也就全成肉包子打狗了。在這種情況下，學校的心思就會花在如何培養人的全面素質上。
還要注意的是，那些靠學費賺錢的低端大學，一旦有個模樣，財政穩定，就開始往投資型經營過渡。比如我教書的薩福克大學，本是個走讀學校，最近蒸蒸日上，又蓋校舍，又給學生獎學金。我的學生中，就有被斯坦福錄取，但被我們學校的獎學金吸引過來的。總之，這種私立的市場競爭體制，鼓勵學校向投資型發展，使貧困生受益。
政府以教育券形式履行責任
當然，這不是說要把高等教育全推給市場，政府完全放棄責任。政府當然要投入教育。不過，談政府的投入，我們必須澄清兩個問題：第一，政府如何履行自己對教育的責任？第二，政府如何在增加教育撥款的同時，鼓勵社會也加大對教育的投入？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指出，政府對教育的責任，主要體現在財政資助上，而不應該直接管理。這種資助的核心目標，是幫助學生(特別是那些有能力而沒有經濟資源的學生)完成高等教育。爲了使這種資助更有效率，減少繁複的中間環節，政府的錢就必須直接鎖定在其所資助的目標--學生身上。比如，如果人均大學教育費用一年爲1萬元人民幣，500萬名大學生，一年的高等教育經費就是500億元。按最理想的原則，這500億元應該以人均1萬元的金額，用“教育券”的方式直接給那些通過高考分數線的學生。當然，在具體分配中，要適當考慮學生的經濟條件，向貧困生傾斜。富家子弟不享受國家獎學金，因而可以使一般的學生分到手裏的錢更多些。
有了這筆錢，學生面對大學，就從弱勢變成強勢，成了真正的教育主體。這些學生可以一次申請幾個學校，拿到幾張錄取通知書，然後決定到哪裏去上學。他們入學註冊時，把手中的教育券交給學校，學校立即把教育券兌換成現金，成爲學校的教育經費。如果教育券金額超過學費金額，學校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將多餘的錢退給學生，作爲學生的生活費。從這裏開始，大學就在市場上運作：學生是消費者，在市場上購買物美價廉的“產品”；大學則負責生產這樣的“產品”，滿足受教育者的需要。
這樣做會有兩個好處。第一，各學校不得不集中力量提高教育質量，而不會不停地蓋大樓。教育質量低，學生不來，學校就沒有經費來源，很快破產。這樣纔可以優勝劣汰，從總體上提高大學水平。第二，抑制學費的上漲，甚至觸發大學減價戰。現在國內大學學費飛漲，主要是因爲計劃經濟式的管理。計劃經濟就是短缺經濟。這已經是經濟學上的常識。短缺使大學變得奇貨可居，可以不停地漲價。市場經濟消除了這種短缺，把供求關係顛倒過來。大家知道一個學生手裏至少有1萬元左右的學費好賺，你要把價位定在這個水平以下，還能給學生省出生活費，就更加大了學校的競爭力。提供物美價廉的教育服務的學校，最後必定勝出。這樣，大學質量有了保障，老百姓也能負擔得起。
在這種市場化改革的初期，政府的政策不是重點給名牌大學輸血，而是正好相反，要抑強扶弱。即使施行了這種教育券的改革，北大、清華這樣的名牌大學過去吃了太多皇糧，在基礎設施上遠遠勝出小規模的大學或以幾間租用的教室起家的民辦大學。這樣就創造了不公平的競爭。針對這一現實，國家要採取向新興大學傾斜的政策。比如北大、清華從錄取學生手裏拿到的教育券，只能兌現80%的金額。而剛剛起步的小規模大學，根本沒有設施，從學生手裏收到的教育券，可以兌現120%。這20%的額外資金，用來鼓勵基礎設施的建設。十年後大家一視同仁。我們現在不應該忙着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而是要建設培養世界一流大學的體制，即公平的競爭平臺。這樣，民辦大學可以與過去喫皇糧的名牌大學競爭，鼓勵民間資本投入教育，在國家投資不變的情況下，增加教育的資金。
中國大學應該借鑑美國模式
大學不是企業，目的不是贏利。但是，大學的運行必須符合市場規律，利用市場規律來強化競爭。這樣纔能有進步。我們的大學改革，必須接受發達國家已經提供的前車之鑑。
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體制，大體可以分爲歐洲式和美國式。歐洲的大學屬於低學費或免學費制度。美國的大學屬於市場化競爭的高學費制度。表面上看，似乎歐洲的大學制度更公平，其實不然。一系列研究表明，美國人有更多的機會接受自己滿意的高等教育。
歐洲的政府看上去很負責任，以低學費或免學費的政策保障了老百姓上大學的權利。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學教育還是要花錢的。學生不付或只付象徵性的學費，誰來爲大學埋單？說到底還是政府，是納稅人。因爲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政府不可能負擔這樣日益龐大的人口的教育費用，只有讓本來教20個學生的教授教200個學生。結果，歐洲大學從教室、圖書館、實驗室等等，全是超負荷，根本無法完成教育的使命。優秀的教授因爲政府沒有錢給他們適當的工資，紛紛跑到美國的大學去了。說到底，歐洲說是政府支持教育，卻不把錢直接交給受教育者，而是交給了官僚機構，條條框框太多，最後窒息了教育的活力。
美國大學看似高學費，但這種學費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教育的成本。當老百姓負擔不起時，政府則出錢支持，並且把錢直接送到受教育者手上。這就形成了高學費、高獎學金的制度。許多學生，拿着州政府、聯邦政府的獎學金，進了私立大學。有人願意自己再加些錢“買”個更好的教育，就上貴一些的學校。有的要省錢，就上便宜點的學校。各個層級的學校五花八門，體制非常靈活。這也構成了美國高等教育優異的基礎。
最近幾年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特別是在擴招方面，走的路非常像歐洲，即在有限的設施和師資的條件下不停地增加學生人數，因爲數量而放棄質量。這種政府直接管教育的體制，在大學生佔總人口很小比例的情況下，還是能有很好的表現，因爲畢竟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有限。一旦高等教育全民化，有關的財政開支就得增加數倍，光靠政府根本負擔不起。結果歐洲的人均高等教育投資嚴重不足，一些原來頻頻出諾貝爾獎得主、成爲美國大學學習的範本的名牌大學，如今還比不上美國的二流大學。這也是爲什麼歐洲紛紛要學美國模式的原因。
中國正在進入高等教育全民化的過程，特別容易掉進歐洲的陷阱。更糟的是，大學從政府那裏拿了錢，又不對納稅人負責，到處亂收費，斂來錢又去浪費，造成教育成本飛漲、超出老百姓的負擔能力。這一切，並不是市場化之過，甚至不是產業化之過。我們現在的大學，就好像一個工廠，製造產品的成本要用納稅人的錢來支付，學校卻把銷售產品的利潤裝進自己的腰包。你見過世界上有這樣的產業化嗎？
正如去年發表的McKinsey報告所指出的，過去5年，中國對高等教育的投資雖然大幅上漲，但學生人數上漲得更快，結果人均高等教育投入反而下降了5%。更何況，目前大學爲了提高自己的等級，贏得更多的國家財政撥款，紛紛大興土木，上馬博士課程，燒錢尋租，造成嚴重的浪費，真正用在本科生教育上的錢可能更少。維持現有體制，政府的投入將趕不上學生人數的增長，大學鋪張浪費的現象無法遏制，學生的實際人均教育費用還會下降。教育券的改革，則可以用市場手段抑制教育費用的上漲，帶動社會對教育的投資。這樣不僅能使更多的資源流向教育，而且也會使這些資源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目前中國的大學生質量已經遠遠落後於印度，無法適應全球性的競爭。如果教育券的改革再拖下去，中國將徹底失去國際競爭力。（薛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