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世紀之末的中國發生了許多大事。從經濟的層面上去看，中國與美國正式簽署WTO雙邊協議，算是最讓人高興的事，無論是中國政府的官員，工業企業的老闆，還是外商企業的代表，人們無不憧憬着這一協議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所帶來的商業機遇。
在中國的大城市上海，財富500家論壇的成功舉行給企業界更多的啓示、信心和夢想，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交易會讓信息產業再次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也許因爲我大部分時間呆在北京的緣故，我注意到在最近一段時間，這裏人們最喜歡談論的話題之一，就是中關村離硅谷有多遠？中關村能成爲下一個硅谷嗎？
兩個不同的結論
用現有的事實和數據簡單地進行比較，人們似乎已經得出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
結論一：中關村成爲硅谷爲期不遠。
硅谷有兩所著名的大學，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大學，中關村有北大和清華；
硅谷是工程師的樂園，中關村也是工程師的聚集地；
硅谷有Intel、HP等一批美國知名的高科技企業，中關村有聯想、方正等著名企業；
硅谷以科技見長，尤其是信息產業，而中關村則是電子一條街。
結論二：中關村離硅谷還是一個遙遠的夢。
硅谷的HP、Intel、Cisco等一批企業的市值，是許多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都無法比擬的，而聯想、方正每年的營銷收入和純利潤以及市值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硅谷是地地道道的市場經濟的產物，而中關村還是一個政府主導的產業羣體；
硅谷有一整套的研發系統，風險投資自成體系，而中關村還主要是一個信息產品的集散地，一個信息產品的貿易中心、銷售中心、市場中心。
在我看來，上述兩個結論的前提都是事實，一些說法無疑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中關村和硅谷之間在文化、人才、創新方式、投資機制、學校參與等很多方面的巨大的差別。別忘了，連美國東部都沒能學成硅谷，所以想效法硅谷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須徹底理解硅谷的文化、機制。
今天，網絡產業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機會。它使得我們能夠在較少的資本狀況下，創造出新的產業機會。到目前爲止，政府已在資金、上市等方面爲中關村提供了很多優越的條件。在極短的時間內，已經有100多家風險投資公司把目標對準中關村以及中關村的企業，而中關村的企業也已可以在香港或美國的股市上市。也許不遠的將來，中國也會有一個二級市場。正如國內著名企業家段永基所說，中關村在這方面有很多有利的發展條件。
今天，我自認爲已經成爲中關村大家庭中的一分子。而在一年半前，我也曾經作爲硅谷的一員，在硅谷的典型代表Apple公司工作了六年，之後，又在SGI公司工作了兩年。 並先後擔任過這兩個企業的副總裁。在這期間，我也曾試圖開start-up公司，曾收購start-up公司，曾投資start-up公司，曾參與風險投資。在兩個地點和不同領域的工作經驗和感受，使我對於中關村發展這一主題有了一些自己的觀點和認識。
如果要就這個主題發表觀點，得出一個結論，對我來說，就如同做研究一樣，需要比較、分析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希望下文中的一些想法能夠給中關村的管理者、中關村企業的老總們一些借鑑。
硅谷文化 追逐市場
硅谷在國人的眼中，首先是其技術優勢，於是人們馬上就想到如果中關村也具有足夠多的科技，那麼也就能成爲下一個硅谷。其實，硅谷的科技十分發達，這是一目瞭然的，但是硅谷最大的特點並不是它的技術，而是所謂的“硅谷文化”。而這種文化的第一特點是一種追逐市場創新的文化。
今天，創新是中國傳媒中重複頻率最高的名詞之一。硅谷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當然也缺少不了創新。但它的創新以滿足市場需求爲目的，即爲市場創新，而不是純粹的技術創新。其實，目前有許多十分成功的公司，並不擁有什麼很高深的科技，但也被稱爲創新的成功體。像Yahoo！，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創新。楊致遠當年就是網上的玩家，他只是對網上內容做了一個內容分類。後來僱用了一個非常有商業頭腦的人做CEO才決定要做門戶網站；再進一步進軍電子商務，才發掘了其市場價值之所在，從而衍生出一個巨大的企業（Yahoo!的市場價值超過一千億美元，是技術起家的Compaq和DEC合併後的兩倍）。無疑，技術的創新可以產生高附加值。但不一定沒有高科技就不能創造價值。硅谷的人們更大程度地追求市場價值，追求市場佔有率，高科技只是其中的一種手段。如果一種商業形式、一種方法能夠佔有市場，他們就勇敢地去嘗試。硅谷的人們認識到應該爲了開發更廣闊的市場去作相應的研究，而不是爲了某項研究成果去開發市場。在美國，有着衆多玄而又玄的科技，但不被認可，因爲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幾年內，沒有任何市場價值。所以，創新並不一定要依賴高科技。
在硅谷，有些產品在市場上的佔有率已不是技術層面上的問題，而是市場的問題。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六年前，蘋果公司的Newton PDA技術剛問世時，如同信息產業界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帶來了一陣手寫輸入的狂熱。但是，一年後，Newton 沒有得到任何市場的認可，造成整個PDA產品類幾乎絕跡。直到兩、三年前，Palm Pilot 和 Windows CE做出市場認可的產品。它們並沒有高科技的手寫輸入，但是滿足了用戶所需要的電子郵件、日曆、記事本、瀏覽器等功能。這樣，在滿足了市場需求之後，PDA才又復活。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所以，在中關村，有時人們瞄準某一個技術作大量的開發，但由於忽略了市場，最終的產品還是不能爲市場所接受。中關村時常有人抱怨，別人那個產品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但卻被市場接受，而自己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則只能被較小的市場和特別市場所接受。其實他應該認識到，這時候技術含量高已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爲市場創新的重要，在硅谷，企業必須由能夠把握市場的企業家來管理。
不久前，中國的傳媒曾就中關村一些企業的高層人事變動提出過一個問題，即企業是技術家的企業，還是企業家的企業？在硅谷，沒有人會認爲一個技術家應該持續地管理一個企業。往往，一個企業經過每一個階段，需要不同的領導人與方式。Microsoft的Bill Gates是一個技術天才，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傑出的企業家。但他是一個幾乎獨一無二的例外。
在中關村，這些觀念並沒有被接受，似乎不強調科技，就是不重視科技。於是，人們做一些盲目的研發，而忽視市場需求，我認爲中關村要成爲下一個硅谷，對市場和用戶需求的執着追求是第一位的。
硅谷之寶：人才與人際網
如果硅谷公司追逐的目標是市場，那麼硅谷公司的財富就是它的人才，硅谷公司的武器則是它的人際網。
在今天的信息社會里，一個有才華的人的價值遠遠超過一個一般的人。一個象微軟David Cutler的技術家，可以策劃、完成出世界上最大的軟件工程：Windows2000。一個象亞馬遜Jeff Bezos的銷售專家，可以通過經營一個網站，帶來銷售形式上的革命。一個象美國在線Steve Case的市場專家，可以徹底瞭解消費者的心態，進一步獲得他們的忠心。一個象比爾Ÿ 蓋茨的戰略家，可以在Internet產品落後的情況下，迅速的改變公司方向，反敗爲勝。一個象蘋果公司Steve Jobs的領導者，可以扭轉公司萎靡的士氣，恢復過去的輝煌。毫無疑問，這些有才華的人是他們公司最大的寶藏。
所以，硅谷企業的一大特色，是員工都是企業的主人，每個員工都擁有公司的認股權，這在美國大公司內並不多見（微軟則是一個突出的例外）。象IBM這樣的大公司，企業內大多數員工是沒有認股權的，但硅谷一個只有三個人的小公司，股權概念都十分清晰。硅谷的公司認清了最重要的資產是人，而不是資金。
另外，硅谷的人有一套特殊的價值觀。他們生活的意義就在於創新和冒險。SGI公司的創始人Jim Clark，在SGI取得成功之後，就離開去開創了Netscape；在Netscape成功上市之後，他又再度離開並先後創辦了另外三家公司。他一生對管理一個事業的興趣，遠遠比不上他去開創一個新事業的興趣；他對個人發財的興趣，遠遠比不上他希望對社會創造財富的興趣；他對管理衆多員工的興趣，遠遠比不上他希望他所做的一切能夠改善人類生活的興趣。正是爲了這些夢想，硅谷的很多人會在成爲百萬富翁後，依然勤奮地工作。因爲創業是有很大風險的，所以硅谷在鼓勵冒險的同時，也鼓勵失敗。而一個創業家，每次失敗後，新的創業價值就會更高，許多企業都是在不斷的失敗中成長起來的。這樣的一個社會體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最後，這些成功的、冒險的、創業的人都有着龐大的“人際網”。 這一點構成了“硅谷文化”的最大特色。硅谷是世界上“跳槽率”最高的地區，其開明的意識、開放的環境、活躍的人才流動使得人們有機會學到更多新的知識和專業技能，並建立起各自廣泛的人際網絡。正是這些大大小小的“人際網”，使得在硅谷的創業者能夠迅速的得到所需要的資金、找到運作方面的合作伙伴及建立一個可信任的及有默契的領導班子。 有位教授曾就硅谷和波士頓地區做了一個比較，發現兩地最大的差別就在這些“人際網”。在波士頓的人只對自己的工作、公司有興趣，不刻意增加自己的人際網或知識面。他們在一個公司工作十多年，失去了創業所需的機遇和鬥志，失去了管理所需的知識面和魄力。
風險投資公司的角色
中國的風險投資熱始於一九九八年，到現在爲止，已有100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在中國投資。然而，與硅谷不一樣的是，中國的風險投資公司是政策性風險投資公司，而不是商業性風險投資公司，區別在於，中國的風險投資公司最看重的是技術。此外，中國的風險投資公司主要提供的是資金。這與硅谷的作風截然不同。
硅谷的風險投資公司稱得上是世界上服務最完備的。風險投資公司除了提供資金，也提供企業政策諮詢，甚至包括從員工持股權到企業管理結構等方面的諮詢。風險投資公司還會幫助企業推薦董事及員工（也會要求更換公司的領導隊伍）。一個好的風險投資公司可以利用它的人際網，迅速地幫助一個小公司建立起它的領導隊伍、行銷渠道、市場佔有率和它自己的一個人際網。
在硅谷，有非常充裕的資金，所以一個好的小公司，可能有數十個風險投資公司排隊等着投資。而對這個小公司來說，他要挑的不是資金最多的或控股最少的風險投資公司，而是那個“服務最完備的”。甚至可以說，最好的風險投資公司是用它的服務和信譽，來換取一個高投資回報率的機會。
硅谷的風險投資專家最重視的是人，其次纔是市場。所以，在決定投資一個項目前，他們會考慮這些人的能力、意志、敬業精神、想象力以及個人活動能力。對於他們過去的失敗經歷，只要人是出色的，那完全可以成爲正面的學習經驗和教訓。同時，被投資者也學習了風險投資的全部過程。當他們取得成功後（如前面提到的Jim Clark），也開始做風險投資，形成了一個投資的良性循環。
從中關村來看，人們更多考慮的是融資，往往只爲了得到資金，而不考慮其它因素，經營的人仍是技術家，沒有市場的概念，沒有急於賺錢的衝動。在一定意義上，這種方式會帶來許多不穩定因素，而不能爲企業的創新帶來更多好處，容易導致失敗。
大學在高科技發展中的角色
提起硅谷，人們就想到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大學，就如同北大和清華一樣。硅谷的許多大企業家，都來自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大學，甚至目前依然是這兩所大學商學院的教授，爲MBA學生提供最直接的管理經驗。但有一點是不一樣的，美國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辦公司，硅谷也不例外。大學主要的責任是爲社會培養人才，提供技術，絕對沒有一家去辦企業，更不會強迫學者成爲企業家。
硅谷的大學鼓勵教師和學生創辦企業。如果一位教授去創業，他可以停薪留職，企業成功了，他可能就幹下去了；創業失敗了，他可能還回學校教書。而中國的大學則不一樣，學校開了許多公司，公司下面又生了許多分公司和子公司。學校要爲企業的職員提供住房、申請職稱，要爲企業貸款提供擔保，輸送管理人員，要爲企業上市申請政府指標，要爲企業提供地皮。企業掙錢了，大家都好，學校也能分一些；企業狀況不好，學校的官員可要操心了。甚至企業內部和外部發生矛盾，學校的主要官員都要成爲法官、調解人或仲裁者。更重要的一點是學校下的企業沒有應有的創業心態，成功不會帶來財富，失敗也不會帶來失業，因爲學校總得養着他，沒有主人翁感和緊迫感。不一而論，這與硅谷有着本質的區別。在硅谷，如果大學的有些成果由某些教授帶了出去，他只需與學校討論一個合理的價格，或者給學校一些公司的股份用於購買知識產權。企業發達了，學校可以掙一些錢；企業失敗了，與學校毫無關係。
從長遠來看，今天國內的大學創辦瞭如此多的公司，計算一下學校爲這些公司提供的地皮、各方面資源和必須承擔的債務，學校是否能掙到錢是一個問號。當然，中國的大學在許多方面與美國不一樣，也許他們辦公司有他們不得已的原因或特別的道理，但我認爲從長遠來看，學校應該專注於教育和培養人才，以及爲企業輸送人才。而公司應該自生自滅，不應該寄生在學校的資產和榮譽之下。
總結
許多海外的人才回國創業，有些人本身就在硅谷學習、生活和工作過。北大、清華等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學都是有助於中關村發展的先決條件。從另外一個意義上看，中國人不怕風險和創業的精神遠遠超過日本人，無論是柳傳志二十萬元起家開創聯想，還是王選教授的激光漢字排版技術佔領全球華人市場，都是這些創業史上的典型故事。
我的一位朋友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他是一位從中國大陸留學美國並且在美國已卓有成就的美籍華人，他有一個六歲的女兒，有一天女兒對他說，老師和同學們都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可我現在是美國人，我可不可以改成中國人。儘管這只是一個小故事，但中國發展的歷史潮流是無人可以阻擋的。我們不能總是把精力放在計劃和口頭上，我們要做更多的實事，包括一整套卓有成效的人才政策，鼓勵更多的留學人員回國參加創業；給外資企業更多的機會；鼓勵功成身退的企業家；創造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形成公平的遊戲規則；創造強有力的社會創業環境。那剩下來的事，就是我們全力以赴了。
我認爲中關村可以成爲下一個硅谷，而中關村也不必處處模仿硅谷。但是我們必須理解，硅谷是一個奇蹟，而且是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奇蹟。 想重複奇蹟，必須深入理解奇蹟是如何發生的。如果這點做到了，我們纔有自信可以把中關村做成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