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18 來源：葉航博客，作者爲浙江大學經濟學系主任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818/00/20041187_492573895.shtml
以實驗經濟學、行爲經濟學、演化經濟學、計算經濟學和神經經濟學爲代表的新興經濟學在經驗實證的基礎上對“理性人假設“的質疑與批判，預示着經濟學基礎理論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與重大創新。
在近現代經濟學的思想發展史上，曾經產生過三次大的“革命“與三次大的“綜合“(蔣自強、張旭昆，1996)。其中，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與之前經濟學理論完全不同的研究範式，而每一次“綜合“則把前兩種不同的研究範式統一在一個更大的理論框架中。這種以範式“革命“與範式“綜合“交替形式出現的理論創新模式，事實上是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庫恩，1962）。就經濟學而言，這種“革命“與“綜合“的創新，即反映了人類經濟歷史不斷前進的步伐，也反映了人類思想歷史不斷深化的過程。
近代經濟學的第一次革命，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1776)爲標誌，突破了自古希臘和中世紀以來只注重財富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經濟學研究範式，確立了以財富生產分析爲主要目的的古典經濟學研究範式。這一範式革命與轉換，發生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開啓(18世紀60～70年代)時期，反映了以機器生產和社會分工爲特徵的工業文明對家庭經濟和自然經濟爲特徵的農業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近代經濟學的第一次綜合，以約翰*穆勒(John Mill)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爲標誌，對前古典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範式進行了理論綜合，把財富的管理和財富的生產整合爲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使之成爲經濟學並行不悖、相互補充的兩大研究範式。這種範式的綜合，發生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結束(19世紀中葉)時期，反映了隨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完成，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精英分子可以以更爲包容的心態對待人類科學與文化發展的歷史遺產。
近代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所謂的邊際革命，其標誌性的人物和代表分別包括赫爾曼戈森(Hermann Gossen)的《人類交換規律與人類行爲準則的發展》(1854)、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利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的《純粹經濟學要義》(1874)和威廉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9)。“邊際革命“突破了古典經濟學以前以生產投入(包括勞動投入)作爲分析對象的客觀價值理論，提出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爲分析對象的主要價值理論，即邊際效用理論。這一範式革命與轉換，發生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啓(19世紀70年代)時期，反映了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極大地提升了人類的物質文明之後，經濟學家開始更多地關注人類自身、以及人類精神世界的嶄新視野。
近現代經濟學的第二次綜合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創立，以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經濟學原理》（1890）爲標誌，將古典經濟學的客觀價值論和邊際革命的主觀價值論整合爲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其中，古典經濟學的要素投入理論被作爲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供給）理論，而邊際革命學派的邊際效用理論則作爲新古典經濟學的消費（需求）理論；並以供給函數（供給曲線）和消費函數（消費曲線）的形式，統一於以數學（微積分）形式表達的均衡價格理論中。這種範式的綜合，發生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結束（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時期，反映了人類工業文明鼎盛時期現代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生活極大的促進作用，以及現代科學理論的建構方式、尤其是以數學作爲一種通用的科學語言對經濟學產生的重大影響，從而成爲經濟學理論從近現代走向現代的標誌。
現代經濟學的第三次革命，以梅納德·凱恩斯（Maynard Keynes）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爲標誌，被世人稱爲“凱恩斯革命”。凱恩斯革命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將經濟分析的基點立足於個人與廠商的微觀分析範式，第一次確立了以國民經濟作爲一個整體對象的宏觀分析範式。這一範式革命與轉換，發生在整個工業文明由鼎盛轉向衰退的時期（20世紀20~40年代），反映了1929年至1933年在美國爆發、繼而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對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產生的深刻影響，它是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內部對亞當·斯密以來“自由放任”的古典資本主義制度、以及馬歇爾均衡價格理論的深刻反思與批判，並由此開創了“國家干預”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
現代經濟學的第三次綜合，以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的《經濟學分析基礎》（1947）爲標誌，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分析範式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分析範式整合爲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該理論以“充分就業”爲界，把描述充分就業均衡狀態的經濟分析稱爲微觀經濟分析，把描述未能實現充分就業非均衡狀態的經濟分析稱爲宏觀經濟分析，從而創立了所謂的“新古典綜合派”經濟理論。這種範式的綜合，發生在工業文明日趨式微、而人類新經濟形態開啓的前夜（20世紀50年代），既反映了二戰以後世界經濟恢復所帶來的經濟繁榮與文化繁榮，也反映了全球經濟中心與政治的中心由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向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轉移。以新古典綜合派爲代表的經濟學理論體系，至今仍然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經濟理論。
現代經濟學第四次革命與第四次綜合的概念，由本文首先提出。第四次革命是指從20世紀80~90年代開始，並一直延續至今的、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濟人假設”或“理性人假設”的挑戰與批判，以及以行爲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Economics）、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Economics）、計算經濟學（ComputationalEconomics）、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爲代表的新興經濟學（Neo-Economics）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一系列不同於傳統經濟理論的假設與範式。這次革命發生的時間，基本與人類社會進入以“信息文明”爲標誌的後工業時代相契合。這一範式革命與轉換，具有後現代主義反理性、反分工的鮮明色彩，反映了當代科學技術跨學科融合與跨學科發展的趨勢，是人類對啓蒙運動以來所謂“科學理性”和“科學分工”進行全面反思在經濟學領域的體現。
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是一個邏輯演繹系統。該系統從一個最基本的邏輯前提出發，進而推衍出它的所有命題。這個邏輯前提就是所謂的“經濟人假設”或“理性人假設”。這一假設最早由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後來經馬歇爾（AlfredMarshall）、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德布魯（Gerard Debreu）等人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嚴密的、邏輯自洽的公理體系。但是，科學發展的歷史和事實表明，邏輯自洽只是科學理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科學理論的充分條件是它所提出的假設必須得到可觀察、可重複的經驗事實的驗證。以物理學爲例，牛頓的三大定律只有在精確預測了哈雷彗星和海王星運行軌道的基礎上，才能成爲經典的力學理論；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只有在觀察到空間彎曲所引起的紅移現象後，才能成爲現代物理學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還不能算作一門真正的科學，因爲作爲這一理論體系邏輯前提的經濟人假設和理性人假設並沒有經過經驗事實的嚴格檢驗。
20世紀60年代以後，隨着經濟學微觀基礎的博弈論轉向，經濟人假設和理性人假設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在一些著名的博弈案例，如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最後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獨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信任博弈（Trust Game）和公共品博弈（Public Good Game）中，根據理性人假設做出的行爲決策卻不能給決策者帶來最優結果，從而導致了所謂的“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使理性人假設與主流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假設“帕累托最優假設”產生了重大矛盾。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以行爲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演化經濟學、計算經濟學、神經經濟學爲代表的新興經濟學科，爲了在經驗實證的基礎上對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進行嚴格的檢驗，不但從自然科學中借鑑並創立了各種科學手段，例如行爲實驗、神經實驗和仿真實驗；而且還廣泛吸收和融合了其他多門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生物學、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等等，從而使這次革命在形式上具有明顯的反分工和跨學科傾向。
從新興經濟學大量的研究成果看，來自行爲實驗、神經實驗和仿真實驗的經驗證據對理性人假設的每一塊基石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Gintis，2009）。這些挑戰被稱爲傳統經濟學的“異象”（Anomalies），即人們的行爲表現完全偏離了標準經濟學模型的預測。這些“異象”主要包括兩大方面的內容：第一，人們的行爲顯著地違背了理性假設中偏好一致性公理的要求，例如人們在行爲決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損失厭惡、後悔厭惡、框架效應、稟賦效應、加權效應、錨定效應、符號效應和參照點效應，等等；第二，人們的行爲顯著地違背了理性假設中自利原則的要求，例如人們在囚徒困境博弈和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行爲、在最後通牒博弈中的拒絕行爲、在獨裁者博弈中的給予行爲、在公地悲劇博弈中的自組織行爲、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和可信任行爲、在禮物交換博弈中的饋贈和報答行爲、在第三方制裁博弈中的利他懲罰行爲，等等。
上述研究結果無不表明，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正在面臨全面的理論危機。以實驗經濟學、行爲經濟學、演化經濟學、計算經濟學和神經經濟學爲代表的新興經濟學在經驗實證的基礎上對“理性人假設”的置疑與批判，預示着經濟學基礎理論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與重大創新。未來5~10年之內，一個新的、具有替代性和顛覆性的、超越新古典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或將展現於世人眼前。這就是本文提出的現代經濟學第四次綜合的前景。面對這一重大的理論創新思潮，我們將如何應對？又該有何種作爲？對中國的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這是一種挑戰，也是一個機遇。
註釋：
兩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標誌着人類工業文明的日趨式微：第一是1929年至1933年在美國爆發的，繼而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第二是1939年至1945年爆發的，導致全球60餘個國家和地區捲入、近1億人傷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關於後工業時代的稱謂目前還沒有一個廣泛認同的共識。例如，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和美國經濟趨勢基金會主席傑里米·裏夫金（JeremyRifkin）乾脆把它稱之爲“第三次工業革命”（2011），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1981）一書中把它稱爲“信息社會”或“服務社會”，美國著名作家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大趨勢》（1982）一書中則把它稱爲“信息革命”。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的稱謂引申出去，我覺得未嘗不能把它稱爲“信息文明”。關於這一文明的起始時間，一般認爲應該從1957年10月4日，即前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算起，因爲它標誌着計算機技術和信息技術在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的成功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