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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媒體注：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界面新聞（ID:wowjiemian），作者 | 羅廣彥LGY ，編輯 | 黃月，鈦媒體經授權發佈。
我們可能生活在有史以來最便利的時代。
僅僅20年前，要求選手只使用網絡獲得生活必需品的“72小時網絡生存測試”還曾被認爲是一個艱難的考驗，甚至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在今天，如果有網絡，我們能足不出戶活到天荒地老，而且任何服務需要等待的時間也不會太長。
面對這種驚人的便利，互聯網企業當仁不讓地獨領所有的功勞，接受大衆的歡呼與資本的青睞，人們相信“互聯網+”就是一臺轟鳴作響的嶄新引擎，不僅將推動經濟高速發展，同時也將把社會推向一個更便利快捷的未來。
然而，在現實中爲大衆提供服務的，終究是活生生的人。這些快遞小哥、外賣騎手與滴滴司機被稱爲“零工經濟”中的“零工”，穿梭在城市的毛細血管裏，源源不斷地爲日夜不眠的引擎提供燃料，維持互聯網公司們的漂亮數據，也維持着我們便捷的生活體驗。
零工經濟：新希望還是即將破滅的神話？
《零工經濟：傳統職業的終結和工作的未來》 [美] 莎拉·凱斯勒 著 劉雁 譯 機械工業出版社 2019年5月
在《零工經濟：傳統職業的終結和工作的未來》一書中，作者莎拉·凱斯勒（Sarah Kessler）將零工經濟的思路總結爲：高科技公司創建電子平臺，將自身視作“調度員”，一旦出現可接的工作，就運用相應的手機應用軟件分發給“零工”們。這種工作形式被許多企業家與媒體看成是“工作的未來”，因爲零工經濟看上去似乎“一舉三得”。
對於勞動者來說，他們能夠拋棄朝九晚五式的傳統工作模式，不再需要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工作，因而能夠更彈性、更自由地選擇自己想要的工作時間與工作量，成爲所謂的“按需工作者”。
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零工能夠降低企業的成本，如Uber這樣的互聯網企業會將註冊司機們視爲“合同工”，這意味着企業只是與司機們合作，兩者之間並非正式的僱傭關係，企業由此能夠免除勞動法規中對資方的要求，由於需要承擔更少的人力成本，企業自然樂意擁抱這種工作形式。而國家也樂見其成，期待零工經濟成爲其解決失業問題的絕佳手段。
然而，通過對數個個案的追蹤調查，凱斯勒尖銳地指出，零工經濟絕沒有當初媒體與企業們鼓吹得那麼美妙。
她認爲，儘管存在一些專業人士能夠由此獲得更高的自由度與收入，但大部分依靠零工的互聯網企業一開始就建立在嚴重剝削工人的基礎上。他們有意將許多低收入、低技能的勞動者美化爲“微型企業家”，竭力打造和維持自身只是一個“平臺”的身份，這樣一來就能逃脫許多國家規定的公司應對員工履行的義務。
即使大部分“零工”實際上都是全職工作，即使這些所謂“微型企業家”無法享受包括社會保險、退休金與失業津貼等福利待遇，並可能隨時被企業解僱，他們也無權組織工會進行集體談判。
與此同時，零工經濟也有着讓互聯網企業們左右爲難、但又無能爲力的矛盾。
企業們希望樹立優質服務的良好名聲，以培養忠誠度高的客戶，這勢必要求爲零工們提供培訓以及設置明確的工作要求，而這又可能會引來有關零工們身份的訴訟——“合同工”理論上能夠自主決定完成工作的方式，否則就應該被視作企業的正式員工。
而如果企業們將零工的身份轉爲正式員工，這也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風投資本正是由於這些企業具備“輕資產”的特性才爲他們投入大量資金，正是依靠高額的補貼，企業們才能吸引零工的加入與消費者們的使用，迅速拓展商業版圖。如果他們需要額外支付更多人力成本，投資人將會迅速撤離。
正如凱斯勒調查的一家互聯網企業的創始人所承認的：“一旦它們將合同工轉爲正式員工，這種商業模式就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便利幻夢：被監控的勞動者與被轉嫁的風險
相對於美國媒體與學者的懷疑，零工經濟在中國還是一個廣受熱捧的概念，它似乎即將開啓一個多方共贏的時代。
零工經濟的蓬勃發展不僅使互聯網企業的經營者們得到了數以億計的投資，也讓中國城市的消費者們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Uber創始人兼前任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夢想的現代生活：“現代生活方式就是給我想要的，現在就給。”
以快遞小哥、外賣騎手與滴滴司機爲代表的零工們在大衆輿論中成爲“新貴”，他們既能自由地安排工作時間，不受任何拘束，同時只要肯努力工作，就能掙得高額的收入。正如《快遞員與你的關係，可能不像你想得那麼簡單》一文以聳動的口吻宣稱的：互聯網重構了城市的社會秩序，零工們獲得前所未有的機會，能夠在收入與地位上超越那些光鮮體面的白領們，打破階層的間隔。
國家統計局人口司司長李希如也曾表示，以網絡平臺型就業爲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吸納了大批就業人員，提振了就業率。到目前爲止，零工經濟似乎是中國消費社會走進美妙未來的一扇關鍵之門。
但很快，媒體與學者們注意到，即使是在中國，零工經濟的基礎依然是對勞動者的剝削。
以快遞員爲例，大量快遞員並未簽訂勞動合同，更沒有五險一金，需要經常長時間工作，缺乏最基本的福利待遇與勞動保護。社科院調研組的一項分析也顯示，與大衆的印象並不一致，快遞員的收入並沒有那麼高，近六成快遞員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如果考慮到工作時長，快遞員的工資也僅相當於最低工資標準。
外賣騎手的收入略高一些，但如果要掙到足夠高的收入，他們需要高強度、長時間地工作，並且需要足夠幸運地不生病也不受傷——考慮到他們經常在川流不息的車流中迅速穿行，這的確需要足夠的經驗與運氣——因爲如果出現意外，沒有任何安全網可以兜住他們。
儘管對零工缺乏基本的勞動權益保障，而爲了建立品牌、維護好評和用戶量，互聯網企業試圖通過嚴密的監控以規範零工工作場域中的行爲。研究勞動社會學的學者樑萌將這種關係稱爲“強控制-弱契約”，她以互聯網家政工爲例指出，儘管家政工與企業之間是非正式的勞動關係，但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讓企業對家政工勞動過程的控制更加嚴苛。
例如，企業能夠更明確地規定勞動者與消費者溝通的方式與內容，利用手機應用程序嚴格控制勞動時間與勞動地點，並制定相應的懲罰機制。另外，用戶也作爲家政工勞動過程的監控者，通過星級評價系統與定期的反饋問卷，協助企業對家政工實施管理控制。
零工經濟中普遍實行的“強控制-弱契約”模式搭配上嚴厲的懲罰措施，勞動者的確會在勞動過程中竭力遵照企業要求的標準，但這種始終籠罩在勞動過程中的壓力也會從勞動者身上投射出去，對社會造成影響。
以外賣騎手爲例，他們的爭分奪秒與“戾氣爆表”無疑讓許多路人或消費者側目，但究其根本，原因在於騎手們需要嚴格遵照平臺方苛刻的勞動控制，及時將外賣送到並得到消費者的五星好評，但同時他們又完全缺乏基本的勞動權益保護，平臺方能夠任意對其處以高額罰款，騎手們又無力就處罰合理與否與平臺辯白討論。
所以他們必須始終處於加速狀態中，被監控與被罰款的壓力轉化爲了對交通秩序的破壞、對部分消費者的惡意以及對其自身生命安全的威脅。
我們必須意識到，建立在零工經濟基礎上看似便捷的城市生活，實際上並不廉價。互聯網企業通過逃避本應承擔的人力支出與員工福利，拒絕保障勞動者的安全問題，將巨大的成本轉嫁給社會，並以此編織出漂亮的故事與數據吸引風投資本的資金涌入，再向消費者提供高額的補貼。
低人力成本與高額補貼不僅讓我們沉浸在他們許諾的便利幻夢中，更使得我們如資深IT從業者魯節所說的那樣“助推了私人財富的積累，並幫助建設了新形式的被剝削式就業”。
不穩定性：危機感充斥各行業各階層
實際上，這種被剝削式的就業並非由零工們所獨有，零工經濟的興盛只不過是當前全球勞動者不穩定勞動狀況的縮影，日益削弱的社會福利與受企業家們讚美的高度靈活、彈性的僱傭方式，使勞動者們日益喪失議價能力，始終籠罩在不安全感中。
英國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了“不穩定的無產者”（precariat）的概念描述當前勞動者的流動現況。他指出，由於近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浪潮對政府管制與工會力量的持續攻擊，作爲階級的“不穩定的無產者”誕生了，他們以臨時和短期的工作爲生，收入不穩定，沒有工作身份的認同感，缺乏社區的支持與國家的保護。
許多學者認爲“不穩定的無產者”不能被看成單獨的階級，並與斯坦丁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但大家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不穩定”（precarious）的狀況確實在向全世界不同階層的勞動者不斷蔓延。
《迴歸勞動：全球經濟中不穩定的勞工》一書的編者姚建華與蘇熠慧指出，在中國，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的農民工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況中，甚至還在繼續惡化。
而即使原來被認爲非常穩定的國有企業員工或是中產階級勞動者，也都正滑向不穩定的工作狀況中。他們總是擔心自己能夠隨時被其他人取代，職業保障與社會福利逐漸被削減，並被要求進入更彈性與更靈活的工作模式。
或者說，不穩定性正在自下而上晃動整個社會的勞動者，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讀者或許也不例外。無論哪一個行業，危機感都充斥其中。從高校教育體制開始，以開發和培育人力資源爲導向的訓練讓學生提前做好被僱傭的準備。
年輕人在正式求職之前，總要先在自己的簡歷上更新數個實習生經歷，運用話術推銷自己，竭力證明自己並非可取代的個體，即使實習生意味着聊勝於無的補助與短期或臨時的工作。他們對自己的職業前途與行業發展充滿疑惑，暗自忖度在被裁員之前做好準備，或及早跳槽。
這也難怪不少自媒體能夠不斷“販賣焦慮”，號召人們要有危機意識，時刻做好行業將會有根本性轉型的準備。
德國哲學家哈特穆特·羅薩指出，我們現代人可以體會到周遭的世界一直在加速，加速意味着“經驗與期待的可信賴度的衰退速率不斷增加，同時被界定爲‘當下’的時間區間不斷在萎縮”。
今天的勞動要求更靈活與彈性的工時，也就意味着要求員工隨時處於加速狀態，以跟上企業的節奏。員工們一方面需要不斷更新行業信息，被提醒爲越來越快到來的未來轉變做好準備，因爲此時的經驗與知識的保質期不斷萎縮，否則就有被取代的危險；同時也被要求對工作有越來越快的響應速度，“馬上處理”所能包容的時間長度越來越短。
由於缺乏職業共同體的對抗與國家的保護，企業可以伸出它的長手，藉助互聯網技術，模糊工作與生活的界線，勞動者即使在休息時間也必須隨時回到工作狀態，一旦領導提出要求，他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給予響應。或者企業也可以直接將員工的工作時間拉長，996工作制就是最好的例子，員工休息時間被工作淹沒，他們完全“失去了對時間的控制”。
大衆似乎已經服膺於新自由主義的神話，企業對員工的任意控制被視爲高效管理的體現，是在激烈的競爭中存活下來的必要條件。不穩定的工作狀況則被認爲能夠讓員工們擺脫惰性、提高工作效率、鍛鍊自身適應能力。而對有尊嚴的工作環境、有國家法律保障的福利待遇以及職業共同體聯結的追求，卻被廣泛貶低爲養懶漢的“白左”思想。
這種所謂對效率的追求，的確帶來了經濟增長，催生了一大批市值億萬的獨角獸企業。但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一過程也生產出了驚人的不平等，以及時刻處於焦慮與憤怒的勞動者們。當我們享受着令人歎爲觀止的便捷生活時，或許也應時時想起茨威格的那句話：“她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