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逃離一線城市：外地人生存環境愈發嚴峻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打拼數年後，不少年輕人重新選擇到二、三線城市發展，被輿論稱爲“逃離北上廣”。這個羣體雖然還不算龐大，但和多年來人才流動的潮流“奔向北上廣”形成鮮明對比。
無論是“逃離”，還是“奔向”，都僅僅是年輕人的選擇嗎？這些現象的背後到底有哪些經濟、社會因素驅動？記者進行了調查採訪。
①“外地人在大城市越過越難”
——“逃離”源於一線城市的“移民”環境變得更嚴峻
鏡 頭
今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吳彩瓊到武漢買了一套房。眼下，小吳已辭職前往武漢裝修新房，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約到期，便舉家“轉戰中部”。
吳彩瓊細細分析了她“棄”北京“投”武漢的原因：
兩口子結婚3年，到了買房生子的時候。他們這幾年攢下了50萬元，加上雙方父母在其結婚時贊助的20萬元，手上一共70萬元。“70萬元，聽起來不少，可事實上在北京剛夠三環附近一居、四環附近小兩居的首付。”首付之外，近萬元的月供也讓吳彩瓊吃不消。此外，將來有了孩子，父母免不了要來幫忙照看，房子也會十分擁擠；父母如果不來，自己照看肯定又會耽誤工作，影響收入。
再想遠一點，兩人都沒有北京戶口，將來孩子入托、入學勢必困難。吳彩瓊打聽過，非戶籍人口想上個不錯的幼兒園或小學，往往要交3萬元以上的贊助費。
“我們感覺，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過越難，除非你真的特別有能力、特別有錢。”
相比之下，武漢房價還不太高，70萬元能在武昌的繁華區域“光谷”買到不錯的兩居室。加上武漢是吳彩瓊的老家，若有了小孩，家裏老人還可以就近照看。所以，年初獵頭公司向她丈夫推薦武漢一家公司時，吳彩瓊毫不猶豫地支持跳槽。“奮鬥過了，現在覺得還是回老家過得從容些更好。”
專家解讀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認爲，一線城市過高的生活成本和競爭壓力，使“移民”環境惡化，導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發部分人“逃離”。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2009年的相關城市排名也印證了這一觀點。雖然在“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全部居於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 中卻集體“落榜”。
任遠介紹說，城市化過程中“移民”環境惡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學背景。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數從 1600萬增加到2500萬，這種遞增趨勢，使社會競爭逐年加劇，教育、衛生、就業和保障等公共服務供給壓力不斷增大。特別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一線城市的“移民”環境惡化更加明顯。任遠說，近年來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尤其明顯，大量人口涌入一線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務沒有同步發展，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羣、流動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線城市安居樂業變得越來越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研究員許召元認爲，部分青年“逃離北上廣”，其實是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體現。由於一線城市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更高的生產效率，人才向一線城市聚積。但當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大城市“擁擠”現象越來越嚴重，生活成本、生產成本越來越高。這時候企業開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區進行轉移，導致經濟開始向其他地區擴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負擔大城市昂貴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轉移。
②“機會不僅在大城市”
——區域經濟發展迅速，二、三線城市吸引力增強
鏡 頭
今年27歲的劉志剛，大學畢業7年，已有着在北京、東莞、武漢、三門峽多地從業的經歷。
2004年，學習土木工程的劉志剛從武漢工業大學畢業後，徑直撲到北京“闖蕩”。“當時就想到大城市幹大事業，彷彿只有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纔有機遇和平臺。”劉志剛回憶。
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盡。“我不排斥艱苦創業，但在北京發展，熬出頭的希望太小，付出與回報太不成正比了。”2008年初，劉志剛下定決心，離開了打拼3年多的北京。
在廣東東莞一家地產公司短暫過渡後，2009年劉志剛在武漢找到了一份建築公司設計員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公司的業務範圍主要在中部地區，近幾年國家對中部地區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設項目很多，在這裏發展，前景不比北京差。”
2009年下半年，當公司徵求意見問他是否願意被派往三門峽市某項目工作，劉志剛一口答應。他對記者說：“這幾年的經歷早就說明，機會不僅存在於大城市，只要能發揮所長，年輕人應該哪裏都能去。”
如今，劉志剛在三門峽工作已經快1年了，月收入7000元以上。“現在的目標是儘快熟悉工地每個工作流程，爭取早日成爲項目主管，到時候收入上萬元沒問題。”
專家解讀
除武漢外，近年來，鄭州、西安、成都等一大批二、三線城市都相繼崛起，無論是在經濟規模、基礎建設，還是在城市管理、創業環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發展軌道。
長期關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許召元認爲，這些二、三線城市的快速成長，得益於區域經濟的發展。他說，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國不同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發展水平明顯高於其他城市，並且差距有持續擴大趨勢。但本世紀特別是2004年以來，這種趨勢得到了扭轉。一方面國家出臺大量區域發展政策，如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促進了一大批二、三線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許多一線城市開始面臨土地和環境承載力的制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其他地區轉移。此外，我國中西部地區資源儲備較爲豐富，近年來資源價格不斷上漲，推動了資源富裕的二、三線城市發展。
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機會增多、生活條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線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顯著增強。
任遠談道，人才向二、三線城市流動，能反過來推動區域經濟的繼續快速發展。
他介紹，過去人口過分集聚在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對人才吸引力不足，例如他在2005年的一項研究就表明，長江三角洲地區65%以上的本科生人口、近 95%的研究生以上人口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蘇州、寧波等一些新興工業化城市面臨着非常嚴重的人才短缺情況。全國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如今全國範圍內人才向二、三線城市流動，有助於彌補不足，推進人才的合理分佈。
③“幹不下去只有‘逃’”
——求職者應正視一線城市的“擠出”效應
鏡 頭
32歲的苗新慶，在深圳奮鬥10年後，帶着妻女回到了內蒙古呼和浩特。
“我是真的‘逃離’，實在幹不下去了，只有‘逃’。”苗新慶10年前大學畢業時曾有兩個選擇：到內蒙古某縣級市民政局當公務員，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傢俱企業做銷售，起薪1600元。“當時就覺得700元實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會老老實實地做公務員。”而那時，深圳在苗新慶腦海裏，是一個到處有機會的地方。
事實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慶幹得就不順利，總也完不成任務。連拿了三個月底薪後，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動辭職又找了份工作。“後來就是頻繁跳槽，我發現自己根本不適合做銷售這類對個人能力要求比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闆沒有很深的交情，也很難坐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工作10年，苗新慶的工資最高曾到5000元左右，且不太穩定，而此時深圳的房價已漲到上萬元，已結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邊上的舊房裏，爲不斷上漲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錢發愁。“我發現自己能力其實很平庸，在深圳很可能一直幹不出來，年紀再大說不定連份穩定的工作都找不上。”
去年春節回內蒙古老家，他動了離開深圳的念頭。“我的中學同學現在月薪基本能達到4000元以上，連我媽作爲一名退休老師的養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
專家解讀
許召元認爲，一些人被迫“逃離北上廣”，實際上是受城市的“擠出”效應影響。
今年4月，零點研究諮詢集團進行的“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流動意願調查”結果顯示，如果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近半數城鎮居民將北京、上海和廣州作爲首選。 “在一段時期內，一線城市由於集聚大量生產資料、社會資源，擁有絕對的發展優勢，由此帶來人才‘集聚效應’。與此同時，社會競爭加劇，‘擠出’現象也就在所難免。”許召元說。
許召元認爲，一方面，年輕人要正視這種“擠出”效應的存在，認識到大城市並不是想象中那麼美好，要堅持留在大城市發展，必須對競爭的激烈性和殘酷性有必要的心理準備，同時要抓住一切機會努力豐富自己的知識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也要在加強城市包容性上多做文章，既爲高素質、高技能人才創造發展環境，也要爲低學歷、低技能的年輕人提供生存條件，畢竟城市發展需要多樣化人才。
任遠表示，“擠出”效應不僅反映社會競爭激烈，也說明一線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還有“進步”的空間。比如進一步優化創業環境、吸引人才；再如從更大層面上實現智力資源的暢通流動和循環。以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爲例，可以跨區域研究中心等方式，使一線城市上海的人才能方便地在其他城市工作，也能隨時使蘇州等城市的人才到上海來工作，讓各類各層面的人才隨時隨地發揮最大價值。
④ “最怕高不成低不就”
——理性、多元的擇業觀有助於青年人自我價值實現
鏡 頭
7月6日，中國礦業大學應屆畢業生陳嘉陵登上了前往包頭的火車，準備到當地一家合資煤礦企業報到上崗。這並不是小陳唯一的就業機會，三個月前他還接到過北京某研究機構的“錄取通知書”，但經過反覆對比，小陳最後還是放棄了北京，選擇包頭。
“選擇包頭，是因爲待遇高，發展潛力大。”陳嘉陵告訴記者。北京研究機構工資低，雖然代交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三險一金”，但不給編制、也不能解決北京戶口。而包頭公司在試用期的工資就能達到5000元，“三險一金”全上，落不落戶由自己定。“最關鍵的是崗位與所學專業對口，作爲應用類學科的學生，能夠學以致用，讓我覺得更能實現自我價值。”
記者問：“大學生工作好找嗎？”陳嘉陵說：“這不僅看各人的能力，也要看各人的態度。”他告訴記者，他的大多數同學和他一樣，已經找到工作：“選擇安逸的，就在徐州當地或者回老家就業；不怕吃苦的就到各個礦區去工作，雖然工作條件艱苦，但肯定會快速發展。找工作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既吃不了苦，又不想在平凡崗位上默默無聞，有些同學工作至今仍無着落，大多是這個原因。”
專家解讀
青年人到底該選擇一線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呢？任遠建議，青年人不管是“逃離北上廣”，還是堅守“北上廣”、“奔向北上廣”，都應該建立在對城市環境和自身發展的理性選擇基礎上。
他說，陳嘉陵的選擇，體現了當代青年擇業觀的理性和多元化。過去那種“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一心往一線城市奔的擇業觀開始鬆動，發展機會、收入水平、社會福利等成了青年擇業時綜合考慮的因素。理性的、多元化的擇業觀有助於青年人自我實現。創業明星馬雲沒有堅持在一線城市上海發展，而將創業和發展的地點選在二線城市杭州，正是出於對自身發展的理性判斷。
任遠認爲，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進的過程中，城市間的競爭日益增強，這有利於爲不同地區的青年成長創造更加公平的發展環境。去或留的決定，都是青年人經過理性思考後的選擇，都應當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們的決定。對於外來移民，城市不應設置排斥性規則，對於有遷出意願的人，也不應設置遷出障礙。無論是“逃離北上廣”，還是“奔向北上廣”、“堅守北上廣”，都有助於推動城市間人才流動，有利於人才的合理分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