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鄉學校九月一日秋季開學，但初中部沒有任何動靜，教室裏空空蕩蕩。原因是報到註冊的學生太少，學校只得停課兩週，讓老師們分頭下村去搜尋學生，勸說他們重返課堂。據老師們說，初二、初三的流失率較高，情況好的話，他們最終能把七成左右的學生穩定到畢業。
初中生流失成了農村新的沉重。學習枯燥無味而且負擔重，造成了孩子們的厭學。讀了書仍無就業保證，正在使家長們失望。錢當然是更重要的問題：在有關教育部門反覆整改過後的2002年，最低一檔的收費標準，是小學一年級新生三百多元——尚不包括今後補課、試卷、資料、校服、活動、保險、衛生等方面的開支。一個孩子如果想讀上高中，對於農民家庭來說更意味着“洗劫”。根據現行法規，農村的義務教育範圍不包括高中，於是這裏高中的收費較爲自由。一個學生爲此差不多得花費年均萬元，用農民的話說：打個瞌睡也有價錢，你就當已經被學校裏綁了票。這種文明的大規模“綁票”，使農村高中風光無限，還有數以百萬計的所謂利潤上交財政，成了鄉鎮企業普遍滑坡以後某些地方政府新的財源。
可以簡單地計算一下：即使是小學一年級三百多元收費，也是80年代初期同類收費的近一百倍——而這同一時期內的稻穀價格只增長了五倍，豬肉價格只增長了六倍，竹材價格甚至不升反降。這意味着，慢進快出之下，農民從這些年市場化進程中即算獲得了收益，也通過教育這個渠道數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拿走了。李本仁爲了供養兒子上高中，只得帶着老婆和女兒傾巢出動去廣東打工，留下一個荒草掩道和蛛網封門的家。而就在此時，錢嘩嘩流向了另一端，流向了遠方的城市：這個省衆多出版社85%以上的利潤來自教材，富有得就像一位編輯誇耀的：“單位上除了老婆不發，其它什麼都發。”出版社與某些教管部門、學校、書店等更組成了一個教育產業化而且壟斷化的受益同盟，無異於組成了巨大的抽血機器——他們的員工住進了新樓以後馬上又要換上更新的樓，一批批公費遊玩了港澳以後又要去遊玩歐美。這被視爲改革開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對教材限價的國家政策還大爲不滿，說這將破壞改革開放，將毀滅“社會主義的主渠道”。
受益方當然也不是沒有壓力。根據市場交換的規則，對方一手交錢，你就必須一手交貨，比方學校就得交出文憑，這才能算作買賣公平。A鄉的很多初中文憑就是這樣頒發出去的，哪怕一個初中畢業生還算不出一元一次方程的題目。但家長既然交足了錢，就有權獲得正當回報。然而螳螂捕蟬，尚有黃雀在後。A鄉教師們一堆堆的培訓證書也是這樣領取的。他們奉命提高自己的業務素質，不僅要參加各種業務考級：普通話、計算機、教學法、政治思想等等，而且沒有中專文憑的要考中專、沒有大專文憑的要考大專、沒有本科文憑的要考本科……所有應考者都得參加培訓，所有受培訓者都得交錢，至於交了錢以後是否參加培訓，參加培訓是否真能學有所獲，就不那麼重要了——那不過是交易之外的虛文。因爲離縣城很遠，有60多公里，路費不堪重負，A鄉教師們每逢週末只是推選代表去縣城聽課，到後來連輪值代表也不履行職責，若沒趕上汽車，就去種菜或者釣魚了。省裏來的王琳講師對此非常驚訝。她一心想讓學員們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多的知識，把培訓教材及其教案逐一精心準備，但發現學員們開始是迷惑不解，繼而怒不可遏。“我們都交了錢的，還要我們學得兩眼發黑，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他們大聲說：“你們上面的人也太毒辣了吧？”
她拒絕學員們的宴請，又拒絕透露考題，結果幾乎成了人民公敵，被學員們的罷課整得灰頭土臉。她甚至成了培訓主管部門不歡迎的教師，再也沒有收到過授課邀請。
教育既然能夠遠離知識，當然更能遠離正常人格。我在A鄉的走訪一次次滑入困惑。我發現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實、實幹能力強、人際關係好的鄉村青年，大多是低學歷的。老李家的虎頭只讀過初中，是個木匠，但對任何機器都着迷，從摩托到門鎖均可修理，看見公路上一輛吊車也要觀察半天，是百家相求的“萬事通”，自己的日子也過得很富足。周家峒的獻仁更是個連初一也沒讀完的後生，忙時務農，閒時經商，偶爾也玩一玩麻將或桌球，但並不上癮，已經娶了個賢慧妻子，見鄰居有困難都樂呵呵地上門相助，走在山路上還哼幾句山歌。與此相反，如果你在這裏看見面色蒼白、人瘦毛長、目光呆滯、怪癖不羣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們衣冠楚楚從不出現在田邊地頭，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們的身份：大多是中專、大專、本科畢業的鄉村知識分子。他們耗費了家人大量錢財，包括金榜題名時熱熱鬧鬧的大擺宴席，但畢業後沒有找到工作，正承擔着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和自我心理壓力，過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們苦着一張臉，不知道如何逃離這種困境，似乎從沒有想到跟着父輩下地幹活正是突圍的出路，正是讀書人自救和人間正道。他們因爲受過更多教育，所以必須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懷才不遇。
我曾經想幫助這樣一位知識青年，就讓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朋友，從單位裏淘汰的電腦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裝了一臺電腦送給了他。我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大專畢業生並沒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學會打字，更沒有學會查找科學養殖的資料，而是用電腦看武打影碟，上網聊天尋友，異想天開地想在網上找到私彩中獎號碼——A鄉的地下私彩這兩年正是高峯。他對我投來疑惑的目光，不相信央視網站和港府網站上沒有猜碼的暗示，也不相信張國榮沒有做過變性手術。他再一次證實了我的愚蠢：就因爲這一臺電腦，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電費、上網費以及維修費，搶收稻穀時更不能指望兒子來幫上一手。這臺萬惡的電腦使兒子更爲有理由遠離勞動和厭惡勞動，甚至對父母更多蔑視和冷漠，成天在屏幕上尋找安慰。
奇怪的是，他的父母並沒有責怪我，眼裏反而增添了莫名的興奮和歡喜。在他們看來，兒子不僅在城裏學會了喫袋裝零食和打手機，而且又通過電腦熟悉了張國榮一類名流，當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氣越來越大，當然也更像一個人才了。他們提來一隻母雞，對我送來的現代化千恩萬謝。
我能說什麼呢？
我什麼也沒說，只能慶幸那臺電腦終於成了一堆破爛，慶幸一個備用硬盤還扣在我手裏，當時沒有一古腦兒都交給他兒子。我還知道有一場危險的念頭正在腦子裏升溫：我是否還應該慶幸有那麼多鄉下孩子終於失學或者輟學，沒有都像他們的兒子一樣進城讀書？
這個念頭當然荒唐——某些地方的教育已經使事情變得這樣荒唐，以至人們需要用失學和輟學來保護人心，保護土地，阻止下一代人向充滿着蔑視、冷漠以及焦灼不寧的慘淡日子滑落。正因爲如此，我覺得王琳講師特別不容易，她也是從農村來的，也是從山裏走出來的，肯定也揹負着沉重甚至辛酸的故事，但她頑強堅守着教育最基本的定義，人生的每一步，投向世間的每一絲目光，都有我們不易察覺的動地驚天。我相信她總有一天會成爲山裏人最歡迎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