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是從人的慾望（或人的需要）開始的。人的慾望是很多的，表現在衣、食、住、行、用等多個方面。人的慾望也是有層次的，有較低層次的喫、穿、住等方面的，也有較高層次的交往、情感、價值實現等方面的。慾望的最重要特點，就是永遠沒有完全滿足的時候。當一個慾望得到滿足，或基本得到滿足時，人們就會立即產生新的慾望。當低層次的慾望得到滿足時，就會產生高層次的慾望。所謂得隴望蜀、慾壑難填，永遠都不能得到完全滿足。人的煩惱來自於慾望的不能滿足，人的行爲動力也來自於對滿足新的慾望的追求。
稀缺性是人類面臨的永恆主題，是經濟學的核心思想之一和出發點，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就是建立在資源稀缺性這一前提條件下的。在既定的技術條件下，可利用的資源是相對不足和有限的。人們就必須做出選擇，分清慾望的輕重緩急，利用這些有用的資源生產急需的物品，來滿足人們當前的和未來的各種慾望。經濟學就是研究個人和社會在一定的制度下，如何在滿足人們需要的稀缺資源的用途之間進行選擇的科學 。
由於資源的稀缺性所必須解決的資源配置問題，歸納起來，就是下面三個基本經濟問題：
（1）生產什麼（What）？
（2）如何生產（How）？
（3）爲誰生產（For Whom）？
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劃分，經濟體制大體上可分爲下列四種類型：自給經濟、計劃經濟（命令經濟）、市場經濟和混合經濟。不同的經濟體制，其實現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自給經濟的特徵是，每個家庭生產他們消費的大部分物品，擴大一點說，每個村落生產他們消費的大部分物品，只有極少數消費品是和外界交換獲得的。在這種體制下，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是由居民的直接消費所決定的，經濟效率是低下的。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徵是生產資料歸政府所有，經濟的管理，實際上像一個單一的大公司。在這種體制下，用計劃解決資源配置和資源問題，產品的數量、品種、價格、消費和投資的比例、投資方向、就業及工資水平、經濟增長速度等均由中央當局的指令性計劃來決定。這種體制，從理論上可以證明，資源能夠得到最優配置和充分利用。但實踐證明，這種體制沒能解決好資源配置問題，其效率也是較低的。
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是生產資料私有，經濟決策高度分散。這種體制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指引，資源的配置和利用由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價格機制來解決。這種體制的缺點是，不能很好地解決資源利用問題，並且缺乏公平。混合經濟的基本特徵是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和國家所有相結合，自由競爭和國家干預相結合。換句話說，是壟斷和競爭的混合制度。政府限制私人的主動性；壟斷成分限制完全競爭的作用。在這種體制下，憑藉市場制度來解決資源配置問題，依靠國家干預來解決資源利用問題。這種體制被認爲是最好的制度，並且效率和公平可以得到較好的協調 。
1776年，斯密因《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一書而聞名於世，當時正值美國革命爆發之際。這部著作確立了經濟學作爲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同時也使得自由企業學說開始成爲一個無可懷疑的理論。格拉斯哥大學出版的《亞當·斯密著作和通信全集》，展示了斯密全部著作的面貌，表明他不僅是一位經濟學家，而且還是一位研究領域極廣的理論體系創立者，更確切地說，他並不是完全像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是一位現代思想家，而是一位深受18世紀國民思潮影響的傳統的思想家。《國富論》不過是他最成熟的思想的記載，是他所在時代中對於“商業社會”最具有理解力的分析。這部著作確立了直至1870年“邊際革命”以前的論述，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思想和分配問題的基本思想方法，並在事實上創立了一個獨特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學派。這部著作對於當時的經濟政策——斯密稱之爲“重商主義”的殘餘——予以了決定性的批判，建立了一個包容了以現代經濟爲特徵的各種日常事務的經濟模型。這正是稱斯密爲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依據。對他來說，政治經濟學這個詞並不是指面向政策的那種經濟學，而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
斯密出生於柯卡爾迪，該地位於愛丁堡前方的海濱，是一個以捕魚和採礦爲主的城鎮。斯密的父親是一位海關監督員，在斯密出生前就去世了，斯密主要住在蘇格蘭與他母親生活在一起，直到其母於1784年去世。他一生未曾婚娶，正如人們所知道的，他從未認真地結交過任何女人。斯密14歲進入格拉斯哥大學，17歲畢業獲得碩士學位。之後，他獲得了獎學金在牛津大學和巴利奧爾學院學習了6年，這段經歷使他終身保有一種古代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學者的倨傲態度。回到蘇格蘭後，他在大學做了一系列不同論題的成功講座，因此，1751年他被格拉斯哥大學聘爲邏輯學教授，隨後不久，又被聘爲更具威望的哲學教授。儘管他對於商人和立法者的行爲深爲恨疾，並且對政府保持提供那些不可能或不能由私人活動提供的社會服務保留一定的看法，但是，作爲一個自由貿易、自由企業、人口和物品自由流動的代言人，他在經濟學歷史上和西方世界的世界觀方面的確樹立了一座偉大的里程碑。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中互爲前提，彼此補充的兩個分支學科。西方經濟學之所以有宏微之分，主要是因爲經濟目標與方法有着明顯的差異。微觀經濟學以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爲目標，採用個量分析方法，而假定資源利用問題已經解決；宏觀經濟學以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爲目標，採用總量分析方法，而假定資源配置問題已經解決。所以宏微兩學互相把對方的研究對象作爲自己的理論前提，互相把對方的理論前提作爲自己的研究對象，這叫互爲前提。如果沒有這種互爲前提的假設，不論是資源配置問題還是資源利用問題，都會複雜到難以研究，也無法得出有效的結論。彼此補充是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的相容性。一個經濟現象，從一個角度看是微觀問題，從另一個角度看可能就是宏觀問題。所有的宏觀經濟問題都有其微觀經濟基礎，都是由微觀經濟問題構成的，而微觀經濟問題在具備相關性和加總的情況下構成了宏觀經濟問題。因此，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必須相互結合，全面考察，纔有利於完成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孤立地考察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全面考察纔不至於流於偏頗。近年來，當代西方經濟學出現了微觀經濟學宏觀化，宏觀經濟學微觀化的趨勢就是很好的說明 。
三個經濟學家和三個數學家一起乘火車去旅行。數學家譏笑經濟學家沒有真才實學，做出的學問還擺了諸如“人都是理性的”之類的假設條件；而經濟學家則笑話數學家過於迂腐，腦子不會拐彎，缺乏理性選擇。最後，經濟學家和數學家打賭看誰完成旅行花的錢最少。三個數學家於是每個人買了一張票上車，而三個經濟學家卻只買了一張火車票。列車員來查票時，三個經濟學家就躲到了廁所裏，列車員敲廁所門查票時，經濟學家們從門縫裏遞出一張票說，買了票了，就這樣矇混過關了。三個數學家一看經濟學家這樣就省了兩張票錢，很不服氣，於是在回程時也如法炮製，只買了一張票，可三個經濟學家一張票也沒買就跟着上了車。數學家們心想，一張票也沒買，看你們怎麼混過去。等到列車員開始查票的時候，三個數學家也像經濟學家上次一樣，躲到廁所裏去了，而經濟學家們卻坐在座位上沒動。過了一會兒，廁所門外響起了敲門聲，並傳來了查票的聲音。數學家們乖乖地遞出了車票，卻不見查票員把車票遞回來。原來是經濟學家們冒充查票員，把數學家們的票騙走，躲到另外一個廁所裏去了。數學家們最後還是被列車員查到了，乖乖地補了三張票，而經濟學家們卻只掏了一張票的錢，就完成了這次往返旅行。
“均衡”（Equilibrium）一詞來自物理學，是指物體所受各方面外力正好相互抵消而處於靜止狀態或勻速直線運動狀態。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把這一概念引入經濟學中，主要指經濟中各種對立的、變動着的力量處於一種力量相當、相對靜止、不再變動的境界。均衡一旦形成後，如果有另外的力量使它離開原來的均衡位置，則會有其他力量使它恢復到均衡。
均衡分析法，就是假定外界諸因素（自變量）及其關係是已知的和固定不變的，然後再研究因變量達到均衡時應具備的條件。均衡分析有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兩種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是假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分析某一時間、某一市場的某種商品（生產要素）的供給與需求達到均衡時的價格決定。一般均衡分析在分析某種商品價格決定時，要在各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供給、需求、價格相互影響的條件下，分析所有的商品和生產要素的供給和需求同時達到均衡時，這所有的商品的價格如何決定，即這一商品的價格如何同時被決定。局部均衡分析往往只考慮一個市場或部分市場的均衡，而一般均衡分析假定各種商品的供求和價格都是相互影響的，一個市場的均衡只有在其他所有市場都達到均衡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概括起來，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是在三個逐步深入的層次上進行的。第一個層次是研究單個消費者和單個生產者的最優決策問題，第二個層次是研究單個市場的價格決定問題，第三個層次是研究一個經濟社會中所有單個市場的價格的同時決定問題。總體來說，微觀經濟學所要論證的核心思想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
需求反映的是消費者對應於商品不同價格的不同購買量，價格不同，購買量就不同。消費者同時具有購買商品的願望與購買商品的能力是構成需求的兩個條件。需求的形成，一方面取決於消費者的偏好，反映的是消費者主觀上擁有商品的慾望或意願；另一方面，需求也要受到消費者收入預算的約束，消費者必須具有相應的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才能實現現實的購買，從而滿足自己擁有商品的慾望。需求必須是指消費者既有購買慾望又有購買能力的有效需求，需求反映的是消費者主觀偏好和客觀能力的統一。
與需求相互聯繫又相互區別的一個重要概念是需求量。需求量是指在某一時期對應於商品的某一價格消費者願意而且能夠購買的該商品數量。需求量反映的是在某商品特定價格下消費者的購買數量，而需求是商品需求量與該商品價格之間的一種關係，它反映了在不同價格水平下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量，即價格不同，需求量就不同。
需求可以分爲個人需求與市場需求。個人需求或稱個別需求，是個體消費者對一種商品的需求，市場需求是市場上所有消費者對一種商品的總的需求。對一種商品的市場需求可以由所有個人需求水平加總得到。個人需求便於考察消費者購買行爲，而市場需求用來說明一種商品價格的決定與變動。
對於大多數商品來說，當消費者的收入水平提高時，對商品的需求量就會增加；相反，當消費者收入水平下降時，就會減少對商品的需求量。但對於有些商品，當消費者的收入水平提高時，需求量反而減少。經濟學上把隨着消費者收入增加需求量相應增加的商品稱爲正常商品，把消費者收入增加需求量減少的商品稱爲劣等商品。
需求關係中到底價格爲自變量，還是需求量爲自變量。一般來說，應該是價格爲自變量，需求量爲因變量。因爲消費者是根據價格來決定需求量的，而不是根據需求量來決定價格。
英國經濟學家吉芬在19世紀中期愛爾蘭發生饑荒時，研究土豆的銷售情況發現，土豆價格下降，需求量也下降，價格上升，需求量也上升，這種反常現象被稱爲“吉芬之謎”。究其原因，是因爲在發生饑荒時，食品價格普遍上漲，越高級的食品價格上漲越高，人們無力購買價格較高的食品，轉而越來越多地購買價格相對便宜的土豆維持生存。漲價的土豆需求量增加，說明窮人總數增加和窮人實際收入下降，越窮越多喫土豆。在土豆價格下降時，其他高級食品價格也下降，人們購買力相對提高，就會多購買高級食品而減少對土豆的購買，因此土豆價格下降，需求量也減少。於是，人們發現，所謂的“吉芬商品”多是一些低檔生活的必需品。
需求量與需求的區別
需求量的變動是指其他條件不變，商品自身價格變化引起的需求量變化，表現爲需求曲線上點的移動。
需求的變動是指商品價格之外的因素髮生變化引起的需求量變化，表現爲需求曲線位置的移動。
根據商品供求曲線斜率絕對值的大小，當商品的價格和產量一旦失去均衡時，市場上可能會出現下列三種類型的波動：收斂型蛛網、發散型蛛網、封閉型蛛網。
第一種類型：收斂型蛛網。在這種模型中，供給曲線斜率的絕對值大於需求曲線斜率的絕對值。當市場由於受到干擾偏離原有的均衡狀態後，實際價格和實際產量會圍繞均衡水平上下波動，但波動的幅度越來越小，最後會恢復到原來的均衡點。
第二種類型：發散型蛛網。在這種模型中，供給曲線斜率的絕對值小於需求曲線斜率的絕對值。當市場由於受到外力的干擾偏離原有的均衡狀態以後，實際價格和實際產量上下波動的幅度會越來越大，偏離均衡點越來越遠。
第三種類型：封閉型蛛網。在這種模型中，供給曲線斜率的絕對值等於需求曲線斜率的絕對值。當市場由於受到外力的干擾偏離原有的均衡狀態以後，實際產量和實際價格始終按同一幅度圍繞均衡點上下波動，既不進一步偏離均衡點，也不逐步地趨向均衡點。
隨着某物品消費數量的增加，消費者獲得的總效用不斷增加（增加的幅度越來越小），但邊際效用卻一直是遞減的，甚至會減少到零或負數，說明同一物品的每一單位對消費者的滿足程度是不同的。這種現象存在於一切物品的消費中，西方經濟學家把這一現象稱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從春晚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大約從20世紀的8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老百姓在過春節的年夜飯中增添了一套誘人的內容，那就是春節聯歡晚會。記得1982年第1屆春節聯歡晚會的出臺，在當時娛樂事業尚不發達的我國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晚會的節目成爲全國老百姓在街頭巷尾和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題材。
晚會年復一年地辦下來了，投入的人力物力越來越大，技術效果越來越先進，場面設計越來越宏大，節目種類也越來越豐富。但不知從哪一年起，人們對春節聯歡晚會的評價卻越來越差了，原先在街頭巷尾和茶餘飯後的讚美之詞變成了一片罵聲，春節聯歡晚會成了一道衆口難調的大菜，晚會也陷入了“年年辦，年年罵；年年罵，年年辦”的怪圈。
春晚本不該代人受過，問題其實與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有關。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當一個人在消費某種物品時，隨着消費量的增加，他（她）從中得到的效用是越來越少的，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就被視爲一種規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雖然是一種主觀感受，但在其背後也有生理學的基礎：反覆接受某種刺激，反應神經就會越來越遲鈍。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讓我們歡呼雀躍，但舉辦次數多了，由於刺激反應弱化，儘管節目本身的質量在整體提升，但人們對晚會節目的感覺卻越來越差了。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時時在支配着我們的生活，儘管有時我們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在大多數情況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決定了第一次最重要。難怪人們最難忘的是自己的初戀，最難忘戀愛中第一次約會的地點。
假設你想最大化你在各門功課中的知識量，但你只有有限的可利用的時間。你應該在每一門功課上花費相同的學習時間嗎？當然不是，你可能發現，在經濟學、哲學和數學上花費相同的學習時間時，各門課所用的最後一分鐘，並沒有給你帶來相同的知識量。如果花費在經濟學上的最後一分鐘產生的邊際知識量要大於數學，那麼，把學習時間從數學轉移到經濟學上，直到花費在每一門功課上的最後一分鐘所產生的知識增量相等時爲止，那麼，你就會提高你的知識總量。
熊彼特是20世紀經濟學上的巨人之一，西方經濟學界認爲，他對整個經濟學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並不亞於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他的經典著作《經濟發展理論》（1912）是熊彼特在其還不滿30歲時寫出的一部曠世鉅著。在該書中，他認爲能動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企業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柱，他們既擔負技術進步的任務，又能使資本帶來確定的利潤率，並以此來反對馬克思指出的貪婪的、吸血的資本家理論。在闡述發明和革新的區別時，熊彼特特別強調科學和技術發明如果不被採用，就毫無價值可言；而採用科學和技術，需要科學家和工程師當初在進行創作發明時所表現出來的想象力和膽識。另外，熊彼特還認爲，關於經濟發展的革新的內容不僅侷限於採用衆所周知的新機器，還包括研製新產品，供應新的原料，設立新的工業機構和財政機構，以及建立新的生產方式。
19世紀初期古典經濟學家經常混淆資本家和企業家的作用，對此，他持尖銳的反對態度。與他同時代的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們，由於被靜態利潤問題所困擾，沒有看到具有革新精神的企業家的核心作用，對此一現象，熊彼特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的關於企業家的理論一直是後來對企業家問題進行探討的基礎。熊彼特是一位對社會科學的各方面進行過廣泛的研究，個人生活極其浪漫多彩的傳奇式學者，他的三個理想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奧地利最偉大的騎手、維也納最偉大的情人！
--------------------------------------------------------------------------------------------------------------------
那不勒斯四部曲
上帝：是的，你什麼時候來都可以，我從來都沒有仇恨過你的同類，以及那些不順從我的人，諷刺——是我最不討厭的行爲，人類最容易氣餒，他們很快就會進入永恆的睡眠。因此我很樂意給他們找個同伴，充當魔鬼的角色，刺激他們。——歌德《浮士德》
我們不得不向下走，匆忙地奔向未知。無論是向上還是向下，我們都覺得我們在走向恐懼。儘管這些恐懼的事情在我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但它們一直在等着我們。
我們生活的世界，大人和小孩都很容易受傷，傷口會流血，會化膿感染，有時候就死了。賣蔬菜水果的女人阿孫塔太太有一個女兒，有一次被釘子弄傷了，得破傷風死了。斯帕紐洛太太的小兒子，得哮喘死了。我的一個堂哥，他二十歲了，早上去清理廢墟，晚上就被壓死了。我外祖父在修建一棟樓房時死了，因爲樓塌了。佩盧索先生少一條胳臂，因爲出了意外，那條胳膊被車牀切斷了。佩盧索先生的妻子朱塞平娜有一個姐姐，二十二歲上死於肺結核。堂·阿奇勒的大兒子——我從來都沒見過，但我總感覺有些印象——他去打仗，結果死了兩次，第一次是淹死在太平洋裏，第二次是被鯊魚喫掉了。梅爾·奇奧萊全家人是抱在一起死的，在大轟炸期間，他們都嚇得大喊大叫。老姑娘克勞林是煤氣中毒死的。在我們上一年級的時候，章尼諾上四年級，有一天他死了，因爲他找到了一顆炸彈，炸彈被引爆了。路易吉娜，我們之前一起在院子裏玩耍過——也可能是我記錯了——傷寒要了她的命。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充滿了致命的詞彙：哮喘、破傷風、毒氣、戰爭、機牀、廢墟、工作、轟炸、炸彈、肺結核和傳染。
我一點也不懷念我們的童年，因爲我們的童年充滿了暴力。在我們身上，在家裏，在外面，每天都會發生各種事情。但我記得，我那時從來沒覺得我們遭遇的生活很糟糕，生活就是這樣，這很正常。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習得的一個責任就是，在別人使我們的生活變得艱難之前，我們不得不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艱難。
有一天下午，我真的昏睡過去了，醒來的時候感覺到內褲溼了。我去洗手間裏看看發生了什麼，看到內褲上全是血。不知爲什麼，我當時很驚恐，擔心母親會罵我，因爲我把雙腿之間弄傷了。我仔細把內褲洗乾淨，擰乾，又穿到身上。我出門，來到炎熱的院子裏，因爲害怕，我的心怦怦直跳。
一段很糟糕的時期開始了。我發胖了，胸口長出了兩個很硬的小球，腋窩和陰部長出了毛髮。我很悲傷，也很焦慮。我的胸先是很硬，後來變大了，也變軟了。我感覺身體內部有一種陰暗力量擺佈着我，讓我很擔憂。
他同學都說我的胸不是真的，說我在胸口塞了棉絮。他一邊說，一邊笑，他說他覺得我的胸是真的，他們賭了二十里拉。
他給了我十里拉，我們三個人默不作聲地來到一棟樓的頂層，那裏距離小公園不遠。我們站在天台的小鐵門旁邊，那道鐵門線條簡單，道道細長的光線包裹住我。我掀起了上衣，露出了胸部。那兩個男生呆立在那裏看着，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後他們轉身順着樓梯逃走了。
“你有沒有看到過一個人剛醒來的樣子，非常醜陋，整個臉都變形了，而且目光空洞？”
聖誕節的時候，那些鞋子出現在了鋪子的櫥窗裏，櫥窗上用棉絮做成彗星裝飾。我經過那裏，看到那些鞋子非常優雅精美，做工很好，看到這些鞋子，就讓人有一種富裕奢華的感覺。那些鞋子和鋪子簡陋的櫥窗、外面荒涼的景色，以及鋪子內部很不相稱。修鞋鋪裏，到處都是皮革碎片、工作臺、錐子、鞋模，那些裝鞋子的盒子一直堆積到天花板，等着顧客來買。儘管費爾南多對那些鞋子做了修改，但那只是我們天真的夢想，並沒有考慮到這個城區的現實。
在開向賀拉斯街的那段路上，我開始明顯地感覺到，自己和其他人格格不入，這讓我很不開心。我和那些孩子一起長大，我覺得他們的做法非常正常，他們充滿暴力的語言也屬於我的世界，但我的日常生活卻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已經有六年了，我所經歷的生活是他們所不瞭解的，我在這條道路上一帆風順，所向無敵。和他們在一起，我平時學的東西一點也用不上，我必須剋制自己、降低我自己來適應他們。學校的那些事情，我不得不放在括號裏，有時候拿出來震懾他們一下。在那輛車裏，我想我到底在幹什麼？車裏是我的朋友，當然還有我的男朋友，我們正要去參加莉拉的婚宴，但正是那場婚宴，使莉拉——唯一一個我感覺和我有共同語言的人，雖然我們的生活全然不同——不再屬於我們。沒有她，我和這些年輕人之間的聯繫，我和這輛奔馳的汽車之間的聯繫都消失了。我爲什麼沒和阿方索在一起？我知道，我和他的情況一樣，我們都會逃離這裏。特別是，我爲什麼沒有停下來，讓尼諾留下來參加婚宴，問他那本刊登了我的文章的雜誌什麼時候出來，和他交談，創造一個空間，讓自己遠離帕斯卡萊的開車方式，遠離他的粗俗，遠離卡梅拉和恩佐的粗魯的言談，以及安東尼奧的庸俗和暴戾。
在他談到文學時，我有一絲忐忑。他說：“那些都是放煙霧彈的人。”他皺着眉頭，重複了兩三次，說文學家——那些放煙霧彈的人是他的敵人，“他們寫小說，我很樂意讀，但如果要真正改變現實，那是另外一回事兒。”實際上，按照我的理解，他用“文學”這個詞來反對那些腐蝕人們頭腦的人，他說文學都是無用的閒談。對於我提出的微弱反對，他這樣回答：“有太多糟糕的騎士小說了，萊諾！他們塑造了一個堂吉訶德，我們很尊敬堂吉訶德，但在那不勒斯，我們不需要他，我們不需要和風車作戰，那只是白費力氣，我們需要了解風車的運作方式，並且能讓風車發揮作用的人。”
男人把他們的玩意兒放到你的身體裏，你就像一個肉箱子，裏面住着一個小人兒。我身體裏就有這麼一個小人兒，這讓我覺得很噁心。我不停地嘔吐，我受不了我的肚子。我知道我應該往好的方面想，我知道我應該有點理性，但是我做不到，我找不到理由順從，我也不覺得很美。
那天的聚會對她傷害多大，是我後來在她的筆記本里纔看到的。她承認是她自己要求陪我去的，她說她以爲這樣就可以暫時脫離肉食店一個晚上，可以和我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見證和參與我的越來越寬廣的世界，認識加利亞尼老師，和她交談；她說她相信自己一定不會丟臉。她在筆記本中寫道，她很確信男人都喜歡她，她一直都很招男人喜歡。但那天晚上，她感覺自己沒有話說，沒有魅力，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美麗。她記下了所有細節：當我們挨着站在一起的時候，所有人都和我講話，都只和我講話，他們把喫的喝的遞給我，沒有人照顧她。阿爾曼多給我展示了一幅他們家祖傳的畫，那是一幅十七世紀的古畫，他給我介紹了足足有一刻鐘，他根本就無視了莉拉的存在，就好像她什麼都不懂一樣。沒人在意她，沒有人想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人。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感到她的生活永遠都會圍繞着斯特凡諾和肉食店，圍繞着她哥哥和皮諾奇婭的婚姻，她的生活只能是和帕斯卡萊以及卡門聊天，還有和索拉拉兄弟低俗的鬥爭。這都是她記在筆記本里的，可能是當天晚上記的，也可能是第二天早上在肉食店裏記的。當時，在當場，她感覺到一種徹底的自我迷失。
事情的美麗都是一種假象，天空是讓人恐懼的蒼穹
我命該如此，我要聽天由命，接受現實。我出生在這個城市，說這種方言，我沒有錢。我付出我所能付出的，獲得我所能獲得的，忍受那些該忍受的事情。
所有美的東西也是一種欺騙，就像一片晴朗的海面，一抹夕陽，或者夜晚的天空，都是對恐怖的一種掩蓋，假如去掉掩蓋在表面的東西，剩下的就只有恐懼。
我是第一次離開那不勒斯，離開坎帕尼亞大區。我發現我害怕所有東西：我害怕坐錯火車；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廁所；擔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會迷路，擔心會被偷。和我母親一樣，我把所有錢都放在文胸裏了，有好幾個小時，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過，同時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覺到自由。
那些人和東西，它們的輪廓和形狀消失散開，這是莉拉一輩子最害怕的事情。在她的家人裏面，她最喜歡的是她哥哥，他的扭曲變形讓她很害怕，在斯特凡諾從男朋友變成丈夫的過程中，他身上發生的變形也讓她恐懼。後來從她的筆記中我才知道，新婚之夜對她的影響有多大，她害怕丈夫的身體變得扭曲，害怕他因爲內心的慾望、憤怒和衝動使他變形了，或者說事情正好相反，他的扭曲是因爲他的內心本來就陰險、卑鄙、怯懦。她尤其害怕自己夜裏醒來，看到他在牀上變形了，變成了一塊快要破開的肉瘤，他身上的肉會掉下來，還有周圍的每樣東西、傢俱、整個房子還有她自己——他的妻子，也會破裂，會被那骯髒噁心的活物吞沒。
忽然間，我意識到了那種“差不多”的感覺。我做到了嗎？我差不多做到了。我擺脫了那不勒斯，擺脫了那個破敗的城區了嗎？我差不多擺脫了。我有新的朋友了嗎？男女都有，他們都來自知識分子家庭，比加利亞尼老師和她的孩子們還要有文化？差不多吧。經過一場又一場的考試，我獲得老師的欣賞了嗎？包括那些最嚴厲的老師？差不多。在這些“差不多”的背後，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感覺到了恐懼。我的恐懼就像我第一天來到比薩時的感覺，我害怕那些真正有文化的人，那些從容自在的人。
在比薩高等師範，這樣的人很多，他們不僅僅是拉丁語、希臘語或者歷史考試成績好的人。他們都很年輕，幾乎都是男生，他們就像著名教授，還有那些上過這所大學的名人一樣，出類拔萃，因爲他們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通過他們的家庭，或者他們明確的研究方向，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他們知道如何辦一份報紙或者雜誌，他們知道如何經營一家出版社，他們知道電視或者電臺演播是如何操作的，他們知道怎麼拍電影，他們知道大學老師的等級，知道在城市、鄉村，在阿爾卑斯山那邊，在大海的那邊有什麼。他們認識那些重要人物，他們知道應該欣賞什麼人，應該鄙視什麼人，但我卻什麼都不知道，對我來說，任何一個人，只要他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或者一本書上，他都宛若神明。假如有一個人帶着欣賞或是敵意的語氣對我說：那是提茲奧，那是卡伊奧的兒子，那是森布尼奧的兒子，我都沉默不語，或者假裝知道他在說什麼。我猜那都是些非常重要的姓氏，雖然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重要的事情，我對那些名流一無所知。比如說，我準備得非常充分去考試，但假如教授忽然問我：“您知不知道，我是引用了哪些權威著作來講授這門課程的？”我通常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其他人都知道。因此我在他們中間，總是擔心說錯話，做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