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敬一函
來源|螳螂財經（ID:TanglangFin）
“回得去的叫家鄉，回不去的叫故鄉，到不了的叫遠方。”
王暢坐着下班的地鐵，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條說說。今年端午節假期，他不打算回家。
作爲一名90後海歸，王暢在北京已經工作4年了。13年前，他以高考全縣第一名的身份，從江西一座小縣城考入北京一所名校。4年本科，3年碩士研究生，然後出國留學2年，2016年回國就業。11年的在京生活，讓他的談吐習慣有了北京味。
“我的老家在吉安的一個小山村。童年是和爺爺在一起的。村子裏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休。那個時候，傍晚，爺爺會站在村頭，喚我回家喫飯，這喚聲傳遍整個村落。清晨，我跟在爺爺的身後，看他挑村裏第一擔井水……後來，7歲進縣城讀小學。讀書，就是爲了進大城市，就是爲了跳出農門，放下鋤頭和鐵鍬，告別祖輩面向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模式。”
說到童年的舊事，王暢的眼睛裏流露出一絲歡喜。他的手機裏收藏着一首歌——劉德華的《笨小孩》。
與王暢一樣，很多90後，在農村出生，之後在城市發展定居，然後很少回到農村老家，故鄉逐漸成了記憶裏鮮被觸及的單元。他們成了轉型中國的一個特殊羣體。
一、就業人口遷徙：工作在左，老家在右
“在這個時代，找工作與回老家存在一種矛盾。大城市機會多。你可以做IT、軟件工程師、市場經理，哪怕是外賣小哥。機會、收入、歷練……這是老家沒法比的。”
王暢說：“自己是學英語翻譯的，在老家除了做高中老師，沒有其他更好的就業路徑。”他想成爲真正的北京人。2017年，他把戶口遷到了北京，今年準備買房，然後把爸媽接到北京。
6月4日，人社部發布了《2019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公報顯示，我國就業總量從1949年的1.8億人增加到2019年的7.7億人，擴大了4.2倍。其中城鎮就業人員超過4.4億人，第一產業（農業）就業人員佔25.1%，第二產業（工業）就業人員佔27.5%，第三產業（服務業）就業人員佔47.4%。第三產業就業人員佔比連續5年上升，比2015年提高5個百分點。
“改革開放前，我國工業基礎薄弱、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絕大多數勞動者以第一產業農業爲生。所以，就業人口主要在農村。改革開放以後，第三產業在1994年和2011年分別超過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成爲吸納就業人數最多的產業。特別是近年來，服務業蓬勃發展，2013-2018年佔就業人員比重平均每年增加1.7個百分點，比1978-2012年加快約1.0個百分點。所以就業人口開始往城市轉移遷徙。”
“這些年，主動參與城市化，並且去往大城市定居的人口以80後、90後爲主。此外，90後大學生羣體的規模是以往無法比擬的。比如，2019年畢業生數量再創新高，達到830萬人。爲了專業對口，90後大學生的就業首選地當然是城市。”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徐軒列出了一組數據，他長期研究城鄉社會問題。
“學傳媒的能去哪？只能是城市，城市纔有飯碗和空間。要不然，我們回老家，和小學畢業的沒啥區別。老家既沒有專業的傳媒機構，也沒有相關的研究和教育機構。我們是第三產業。”陳小洛是湖南湘西人，在黑龍江大學讀新聞本科，武漢大學讀廣告碩士，清華大學讀數據新聞博士，去年從清華大學博士畢業。他現在在安徽某高校任教。因爲女朋友是安徽人，兩人今年領證，準備在安徽買房。
城市化、產業結構變化、就業結構變化、人文現象變化……就像多米諾骨牌效應。
“此前，中國絕大部分就業人口是本地就業，即在農村。農村的生活模式形成一個熟人社會，而城市的生活模式形成的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里，家的概念相對更強，因爲周邊都是親朋好友，時常會走動，很多家庭甚至同宗同族。所以，我們平常口語裏講的“老家”，原本就有故鄉的意思。而城市對應的陌生人社會則與此相反。每一個家庭是一個相對獨立隔斷的單元。社區和村落的情感濃度完全不一樣。”徐軒認爲。
近年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按下了快進鍵。2019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是84843萬人，佔總人口比重爲60.60%，這是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60%。
“由於工作原因，我們這些90後與老家地理上的距離隔得很遠。老家在農村，新家在城市，一年難回幾次老家，對老家的心理距離自然也越來越遠。時間一長，在城市有了成就感，也就沒有回老家的慾望。”
二、物是人非，情感載體的消失
隨着中國城鎮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從村民成爲市民。原先的市區擴張到郊區，自然村逐個在地圖上消失，最終形成一個個城市羣。一輪輪的農村建設，讓鄉村的面貌大變樣。很多人兒時上學走過的小路不見了。
“回老家，家在哪裏？家不是新房子、新村落，而是情感的歸宿和靈魂的載體。”畢業於復旦大學、現在上海工作的周小北對“螳螂財經”說，他老家已經變得讓自己不敢相認。連村民的語言模式都變了。過去的淳樸正在被功利侵蝕。他說，再也看不到，村裏人一起飯後坐在大榕樹下閒聊的場景。取而代之的話題是，某某某發了，掙了大錢，在縣城買了房子；某某家的親戚是鄉長、縣長，某某家的孩子考上了公務員。
“最近一個博士師兄請喫飯，在飯桌上，他也說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回老家，感覺很難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每年過年，他都回去得很晚。因爲當你一出現在村子裏，村裏人其他的不問，就問一個問題：你現在能拿多少錢？他過年回家，基本不出門。這個體驗跟我是一樣的。你要問我過年在家鄉看什麼，其實我沒看什麼。一大半時間是呆在家裏看書，看電視，寫東西。”
“以前，還是會關注家鄉的發展。可最近幾年就不怎麼關心了。就像魯迅筆下的《故鄉》，總有一些傷心處。”近年來，江西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平墳和收棺行動。王暢外公的墳頭被平了。村子裏，老人的棺木被公家收去了，在打穀場集中銷燬。
周小北說，有些事我們可能改變不了，但是它們會在我們心上劃下傷痕，要知道，深愛一個地方總是需要理由的。
王暢曾在日記裏寫到：在某種程度上，鄉土是我們的精神原點，時代在召喚我們奮勇前進，卻從未停止提醒我們記住鄉愁，要對故鄉更加溫柔。溫柔，既要讓故鄉青山綠水更美麗、更富饒，更要讓人情味和質樸民俗永遠流淌在人的心間。如果到處是物是人非，如果情感載體消失、情感紐帶撕裂，如果推土機可以肆意妄爲，那麼沒有人會停下離開的腳步，對故土的認知一定會越來越淡。記憶裏最美好的春天，是永遠回不去的昨天。希望大變樣的口號和領導拍腦袋的決策不要變成鄉愁粉碎機。
三、老家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祖籍”
“我的老家在株洲。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在長沙。對於株洲，我並沒有生活痕跡。所以，我的故鄉，用書面語講應該是祖籍。”李小諾從小就在長沙長大。他能說一口地道的長沙話，卻聽不懂株洲方言。
最近，因爲在圖書館看民俗一類的資料，他對湖南鄉土文化有了濃厚的興趣。
李小諾說：“城裏人是在水泥地上長大的，缺少文化傳統。村裏人是在自然泥土上長大的，形成了很多文化傳統，一直賡續至今。”
“就拿春節來說，在湖南很多村落，大家還是會串門拜年，組織拜祖，過年的儀式有很多。而在城市，即使住對門，可能都叫不出鄰居的名字，更別說拜年了。人情往來，只有往來纔有人情。”
“螳螂財經”翻到，他在一篇書評裏寫到：很多很多的時間纔有一點點歷史，很多很多的歷史纔有一點點文化，很多很多的文化纔有一點點傳統，很多很多的傳統纔有一點點區域文明。這些區域文明的組成要素催化着遊子對家鄉的眷念情感。它們就像那根牽繫風箏的線。一旦線斷了，風箏也就會隨風而動。
“我們這代人從小對家鄉的民俗文化的瞭解基本爲零……之前，我就是喫過番薯卻不知它如何長在地裏的人，對於農活更是一竅不通。扁擔從未上過肩。”
在《朗讀者》中，白巖松說:“回頭的地方越清晰，前行的路就越堅定。”故鄉是什麼？故鄉，就是你年少的時候天天想離開，但是歲數大了天天想回去的地方，就是自己每天罵它8遍，卻不允許別人罵它一遍的地方。
套用賈平凹的話來說，“家鄉對我們的影響，就像烏雞的烏，那是烏到了骨頭裏面。”也許，90後需要時間理解自己的“根”，也許我們需要更深刻地認識城市化潮流中變與不變的關係。
王暢點了一顆煙，往南邊的天空望去，若有所思。以前，他從不抽菸，甚至還有點輕微潔癖，說話總喜歡把頭微昂。這兩年他開始抽菸，後腦勺開始有了幾根白頭髮，臉上上留着未打理乾淨的鬍渣。
“從北京到吉安，1587.7公里，從吉安再到我家，107.6公里……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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