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交所VS科創板,企業IPO更應該選擇誰?

文丨易牟

來源丨螳螂財經(ID:TanglangFin)

有人星夜趕考場,有人辭官歸故里。

這幾天,A股完成了熱點切換,銀行股、保險股、地產股開始走強,低估值類行業被投資者青睞,媒體和券商再一次鼓吹“牛市”來了。

在此大背景下,一位友人無不興奮的對我說:“一邊是熱門中概股赴港二次上市,一邊是中芯國際和吉利汽車之流火速回科創板,就連“納斯達克預備役”的京東數科也要當科創板的小甜甜,這樣現實又魔幻的大遷移,是不是預示着風來了?”

我無法當面給出回答,但是卻能解釋這背後的很多問題。

中概股遠赴海外,本屬迫不得已

很多人說,瑞幸咖啡造假導致了中概股的信任危機爆發,再疊加國際政經形勢,這才逼得熱門中概股赴港上市。

聽起來有道理,但未免太過於淺顯。

事實上,2020年中國企業赴美IPO的熱度一點都不減,上半年達到了16家,僅比2019年同期減少一家,美股市場吸引力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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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中概股赴港二次上市確實是一個吸引人的眼球,也是陰謀論的高發地,中芯國際與吉利汽車港股火速回A也確實讓人意識到,對關鍵領域的龍頭提供扶持,已經刻不容緩。

但是,它更多表明的是兩點。第一,港交所歷經改革後成效顯著,熱門中概股借港交所爲橋樑,積極擁抱內地投資者的意願強烈。第二,港股與A股的包容性更強,尤其是內地的金融改革進入收穫期,能夠支撐起大公司的IPO。

那麼,爲什麼有的企業選擇了港股,有的企業選擇了科創板?按理來說,A股的高PE在舉世聞名,能給很多企業帶來十分豐厚的估值和套現回報,科創板上市應該是最好的方式。

這個問題,首先要從境外上市說起。

中國內地企業要去境外上市有兩條路,要麼是港股,要麼是美股,雙方互有優勢。在1992年“李廣業上書事件”之後,紅籌股與H股掀起赴港上市浪潮,近十年來赴港上市的中資民營股也越來越多,比如汽車行業、家電行業、運動服飾等。

但是,港股在制度上對科技股並不友好,而且港股投資者更傾向於確定性高的股票,估值也普遍偏低。反觀美股,納斯達克號稱是互聯網公司的搖籃,科技驅動因素在美股十年牛市中的作用十分明顯。

早期,中國互聯網公司是跟在美國公司後面亦步亦趨的,就像是我們今天說的“印度版支付寶”、“東南亞滴滴”、“印度愛奇藝”此類,中國崛起的互聯網公司基本都能找到在美國對應的標的,在融資、估值定價、流動性上具有非常明顯的優勢。

“螳螂財經”認爲,這也導致了三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國內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沒辦法給這些企業融資,而民間資本對互聯網企業的認知也十分有限,所以中國互聯網公司早期基本只能拿境外的投資。與此同時,政府也出於多方面因素考量,禁止或限制境外投資者投資很多領域,比如電信、媒體和科技產業等。

第二,在推出CDR之前的A股,對盈利要求非常嚴格,而互聯網企業成長期都是要鉅額燒錢的,往往等不到盈利就要急匆匆上市,A股的上市規則首先就堵死了互聯網及相關領域的企業在A股上市的可能。

第三,美股、港股所接受的註冊地不包括中國內地,中國公司赴境外上市,也必須得到中國證監會的審批同意,而現實中除了H股外,通過率約等於零。

所以,綜合三大因素之後,內地的科技股紛紛遠走境外,小部分進入港股IPO,大部分則赴美上市。由此,VIE架構應運而生,過去二十幾年很多新經濟公司和互聯網公司,從一開始成立就積極搭建VIE架構,上市目標直指納斯達克。

以阿里巴巴爲例,上市主體是在開曼羣島註冊的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然後在境內設立子公司,這些子公司通過協議控制着各種經營實體,這些經營實體均爲馬雲和謝世煌持股的內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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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再通過將股份存託到花旗銀行,然後將這一部分普通股打包,向美國投資者發行美國存托股份,簡稱ADS。阿里巴巴上市之前的老股東,也能將其股份進行類似轉化,達到流通和變現的目的,簡稱爲ADR。阿里巴巴就通過這一套操作,達到曲線上市的目的。

自1993年以來,中國公司陸續通過ADR登陸美國股市,新浪是第一個搭建VIE架構在美國上市的,除此之外還有百度、網易、攜程等公司。

所以,看到這裏我們就能明白,爲什麼很多中概股直接赴港二次上市,而不是回科創板。

市場制度相近下,爲何更偏向於港股?

很多人說,中概股赴港二次上市是因爲港交所修改了上市規則,允許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爲二次上市打開了方便之門。

幾乎就在同時,A股也修改了規則,推出CDR試點,支持CDR公司上市,但是截止到目前,也就只有九號智能一家公司通過審議,時間爲6月18日。

那麼,對於這些企業來說,香港市場的吸引力,比科創板高在什麼地方?“螳螂財經”認爲。

第一,港股制度成本更小。

在CDR具體實施落地之前,在美國中概股絕大多數都是因爲VIE結構只能發行ADR,所以即便是退市回來或者二次上市都沒辦法選A股。

以360爲例,由於其業務與國家網絡安全息息相關,加之覺得股價太低,所以直接從美股退市,然後在A股借殼。但是,它僅僅是拆除VIE架構就用了三年。

從這一方面來看,在這一方面,港交所在落實同股不同權、降低二次上市門檻、提高未來在港IPO效率等問題,甚至是新股發行T+5機制、重提縮短IPO結算週期、推動IPO全面無紙化等舉措上,更有非常積極的突破。

第二,國際投資人傾向性更強。

現代風投機構起源於硅谷,70年代伴隨半導體產業而興起,互聯網企業基本就是靠着風投資金起來的,中國互聯網企業尤甚。

絕大多數中概股赴美上市的原因之一,就是之前拿到的主要VC投資是美元基金,外資股東佔比非常高,而人民幣並非自由流通貨幣,嚴格的外匯管制會導致境外大股東變現變得非常難,也有一定的匯率風險。

相比來說,港幣作爲一種離岸貨幣,在聯繫匯率制之下,匯兌風險更小,對投資者來說確定性更高,可以更好套現。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第一次上市類的公司上。它不僅有利於完成企業對背後投資人的承諾,讓風險資本能夠良性退出,更有利於進行引入國際戰略資本,方便企業接受戰略投資,或者直接以港幣或美元進行融資,進行海外擴張和併購活動。

第三,港股的投資氛圍與美股更接近。

當前,A股有1.6億投資者,90%以上是賬戶金額在10萬元以下的散戶投資者,但是在港股市場則完全相反,至少有60%以上的賬戶來自機構投資者,其中有35%以上是海外機構投資者,25%以上是本地機構投資者。

機構化的一大好處就是融資能力極強,特別是一級市場,比如承銷。這一點我們可以從IPO各步驟的差異中看出差別。

以詢價爲例,港股的詢價對象主要是基石投資者、錨定投資者,而科創板對詢價對象範圍的規定更爲嚴格,僅允許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託公司、財務公司、保險公司、合格境外投資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專業機構投資者參與詢價。

而在港股,IPO發行分爲香港公開發售和國際配售,初始比例爲1:9,投資人可以是全球範圍內的機構投資者和高淨值人士。其中,基石投資者是國際配售部分的重要構成,包括大型機構投資者、企業集團、知名人士或其所屬企業、主權財富基金等。一般情況下,基石投資者在股票實際上市前承諾認購發行規模的30%-40%,所持股份有6-12個月的限售期,遠遠少於內地的A股的規則。

這樣一來,港股可以容納不同程度的IPO,也能夠直接與國際接軌,對於大資金來說更像是一個可以獲得安全且穩定財富增值的地方。

定價方面,港股公司定價與全球同類上市公司的定價密切相關,而在內地市場,由於投資者的選擇範圍有限,股價多對標內地相似標的,股價表現也更多由內地貨幣環境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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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板的優勢獨特,港股是多層次市場中的一員

當然,科創板對港股、新科技公司的吸引力也在增強。

比如,中芯國際和吉利汽車火速回科創板,雖然H+A在兩地市場很普遍,它倆回A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迅速融資,但京東數科將IPO放在科創板,從某種程度上說明A股的上市環境已經大爲改善。

這或許也與CDR的推進與科創板的進一步創新有關。6月5日,就在網易、京東赴港二次上市的同時,紅籌企業A股上市的“最後一公里”被打通,證監會對紅籌企業申報科創板發行上市中,涉及的對賭協議處理、股本總額計算、營業收入快速增長認定、退市指標適用等事項,做出了針對性安排,吸引優質科創類紅籌企業登陸科創板。

也就是說,科創板虛位以待,靜候中概股迴歸。

雖然,香港市場的吸引力仍然大,但是科創板的優勢也很多,雖然在很多方面優勢都是微弱或者隱形的,但是至少有三大優勢顯而易見。

第一,自己人對“自己家”的公司更瞭解。

曾經,港股相比於美股有一個巨大的優勢,香港作爲中國的“離岸”金融中心,在聯繫匯率制下,處於美國與內地之間,它比內地更開放、更國際化,比美國等主要國際市場更接中國的“地氣”,港股通讓內地投資者在未來有投資這些股票的機會,爲其注入流動性,擡高估值。

現在,這也成了科創板相對於港股的優勢所在。海外機構投資中國公司,由於對公司不瞭解,信息不透明,往往需要折價,香港市場充斥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他們與公司管理層不可能都有深交,可能有些都不瞭解,只見過公司投資關係代表,他們進行投資不可能依賴幾頁PPT或一個故事,唯一能依賴的是“真金白銀”的業績。

這就導致香港市場注重公司的內生長,比如行業地位、市場份額、槓桿率、現金流等。

但對於A股投資者而言,這些問題並不存在,對於一般公司而言,與內地的投資者打交道顯然更有“默契”,科創板上市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摩擦成本。

第二、科創板能給出的估值更高,更獎勵開拓和發展。

香港市場上,由於其投資來來自世界各地,而且風險偏好更低,所以造成了一個十分嚴重的現象——它似乎更短視。

比如,過去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一旦提出要開拓新業務,投資者的第一反應就是開始1~2年爲淨資本開支,沒有盈利,新業務前景不明,是不是得減倉了?

而在內地,公司拓展新業務,特別是“新經濟”業務,公司的估值就從傳統行業估值切換到“新經濟”估值,這就是典型的“離岸”和“在岸”投資者的不同。

再加上,內地的貨幣環境整體較爲寬鬆,科創板作爲國家在特定時期內一大改革創舉,也是下注中國科技未來的重要舉措,其估值水平遠超其他市場。

以PE(TTM)爲標準,科創板的平均市盈率爲76.7倍,在已經上市的118只股票中,PE超過200倍的就有11只,標準差達到362,可以說估值創下各大板塊之最,在風格上也是最接近納斯達克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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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這給科創板帶來了極爲豐厚的利潤,以優刻得爲例,作爲科創板第一家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它的市值達到了307億,而2019年營收僅僅15億,同樣,主營業務爲蝕科機的中微公司,2019年淨利潤爲1.89億,市值竟然達到1218億。

在整體的炒作氛圍中,2020年以來漲超100%的達11只,加權平均漲幅達52%。

顯然,流動性與估值水平的差異,讓科創板相對於港股來說,是一座高聳的估值高地,更有利於吸引企業上市。

第三,IPO成本更低,後續維護方便低廉。

香港市場之所以被企業青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在IPO過程中更靈活,後續信息披露成本更低。比如,它對財務報表的硬性披露要求,一年只有兩次,一季報與三季報可以自主選擇是否披露。

但是相比科創板,它畢竟是一個離岸市場,需要的費用也更高。

以IPO爲例,香港IPO的成本包括支付給保薦人、法律顧問、會計師等專業顧問的費用。企業的發行成本在募資額的5~30%左右,即使對於一般規模的IPO,其費用也能達到募資額的2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了一半。

由於港股是一個雙向交易制度,且與內地法律體系不同,所以在聘請譬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投資者關係維護等費用上,所要的費用也更爲龐大,而在內地往往很多具有證券資格的小型事務所就能代替,這一點科創板明顯具有非常大的優勢。

如今,對於很多企業來說,科創板已經消除了VIE架構的掣肘,對同股不同權公司也採取擁抱態勢,完全能夠滿足融資需求,上市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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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港交所的高官也曾經多次表明,其戰略定位是,成爲中國客戶走向世界及國際客戶進入中國的首選全球交易所。

2014年,港股通與滬港通啓動,港A兩地加速融合。早在2016年,香港外部市場投資者的交易額中,A股投資者佔22%,超越了美國的20%,成爲香港第二大外部投資者(僅次於英國)。

這也說明,港股市場已經深深與中國內地綁定。

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港交所與科創板互爲補充,爲內地企業走向資本市場,走向國際化提供兩個可以挑選的通道,進一步放大企業優勢。放眼於國家戰略,這也是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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