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簡單地認爲市場化就能解決效率問題，那我告訴各位，這個思維太過膚淺。正是由於市場化，我國的醫改正面臨嚴峻考驗。”昨天，經濟學界炙手可熱的焦點人物——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直言。由於在科龍事件中的“郎顧之爭”、關於國企改革的“郎周之爭”之中的凌厲表現，使得郎鹹平被冠以“郎監管”的稱呼。
郎鹹平認爲，迷信市場化將會毀了醫療改革，也會毀了教育——窮人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將會被剝奪。他是在《當代經理人》雜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等主辦的“2005第八屆成長中國高峯年會暨2005中國成長企業100強揭曉盛典”揭曉典禮上說這番話的。
一、醫療市場化導致醫生看錢不看病
生活中，很多人去醫院看病都有這樣的經歷，醫生會問你“帶了多少錢”，然後根據錢多少選擇藥物。或者問你報銷不報銷，報銷的結果很可能是一張“大單子”。公衆對這個現象習以爲常。郎鹹平說：“當病人到醫院的時候，醫生不是問你有什麼病，而是有沒有保證金，可能各位覺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據瞭解，看門診在國外是免費的，因爲國外醫療保障制度比較健全，政府能夠負擔這筆錢。“在沒有交保證金的情況下，病人也一定會得到最好的醫治，這也是一種人性關懷。”郎鹹平說。
其實，關於“醫院應不應該市場化”這個話題，醫療界和經濟學界內一直爭論激烈。在20年前，衛生部高層提出的“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被認爲是中國醫療市場化的信號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國醫改卻被公認“陷入怪圈”——市場化沒有帶來醫療事業發展，卻導致了病人看病難和醫院暴利。今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報告》認爲：總體講醫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於商業化、市場化的走向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醫療市場化的道路不通也被各國實踐充分證明，而中國醫改的問題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經被認定爲錯誤的道路，這種傾向必須糾正。
二、教育市場化剝奪窮人上學機會
“目前，我們的大學教改的結果就是讓農村子弟上不了大學。”郎鹹平舉例說，今天各行各業很多有成就的人，都來自農村。如果教育簡單地套用市場化的路子，其結果無疑失敗。“我的許多朋友，他們都是一個人在火車上站着到北京來唸書的，家裏分文不給，因爲家裏沒有錢。而農村子弟通過教育考到一流的學府，這是他們脫貧致富的惟一機會，如果教改市場化，那麼他們最後這麼一點機會都會被毫無理由地剝奪。”
據瞭解，高校收費改革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1996年左右並軌的時候，全國平均收費標準年均約爲500元，但2005年時，收費飆升到了5000元左右，平均10年上漲了10倍。這樣的結果導致每年有一批考上大學的孩子上不起學，幸運者得到資助，但很多人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據瞭解，教育收費在國外是很普遍的，即所謂的教育成本分擔理論——高等教育是屬於非義務教育，學生應該分擔一部分教育成本。但業內認爲，關鍵在於收費標準怎麼定。同時，高校收費猛漲沒經過公開論證或聽證，而這種漲價的衝動很難用行政方式控制，專家擔心這會導致社會問題。
三、改革的利益要讓全民享受
“改革本身是任何一個國家進步的原動力，這點毋庸討論，可改革的原則是什麼？改革的原則必須以全民利益爲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須迴歸到全國老百姓，這是改革至高無上的原則。”郎鹹平表示。
“我們的改革思維，需要重新定位。”郎鹹平直言，包括醫院、高校在內的我國的產權改革或簡稱國企改革，最後結果是改革的成本幾乎要全社會負擔，而改革的利益歸少數人，這是造成社會不和諧的主要原因。
郎鹹平舉例說，地方政府認爲企業效益不好，社會包袱過重，因此進行私有化。那麼購買者在某些場合之下，會把下崗工人推向社會；而改革利益就是他得到了這個國有資產，甚至把工廠剷平，就地起高樓，賣樓的錢歸於誰呢？歸於少數人。“這個就是所謂的改革利益屬於少數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會負擔。”他進一步分析說，就經濟總量或GDP總量來講，我國近幾年表現突出。但單純以經濟發展爲指標的思維，應該進行更進一步的檢討，現象的背後應更加值得關注，因爲社會和諧在今天的中國尤爲重要。 《北京現代商報》
四、郎鹹平教授簡歷
1956年生於臺灣桃園農村，本是窮家子弟。後考入東海大學經濟系，後在臺大就讀經濟學研究生，畢業後幾度沉浮，終選擇隻身遠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Wharton)商學院(世界著名商學院，多項排名世界第一)求學，於1986年取得財務學博士學位。此後在沃頓商學院、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著名學府任教。1994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首席講座教授，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研究和成果一發不可收拾，積累了多年後，從2001年開始噴薄而出。
雖然在後期學業上優異，但郎鹹平也曾有過百分滿分的數學考試僅得7分的尷尬經歷，如果不是因爲當時臺灣突然實行了不考試直接升初中的新政策，郎可能連繼續深造的機會都沒有了。
他求學海外高等學府的時候，也是一波三折，向七所大學求學，僅得一個迴應，那就是沃頓商學院，當時在臺灣地區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沃頓商學院的地位。郎媽媽把房子賣掉，得來兩萬美金作爲他去一所“不知名學校”的學費——這筆錢還差一點被郎爸爸拿去做生意，因爲郎鹹平此前的學習成績一直不好，惟有郎媽媽對他很有信心。入學後，因所有的學科均需要微積分，而他的微積分又極差，不得已轉到了金融系——這是一個不需要微積分考試的系。自此，一個學術大師的坎坷之路才變得順暢。
經歷坎坷，不知道這是否是造就郎鹹平學術研究方向及“發佈”方式特立獨行的原因。
郎鹹平頭銜很多，1988—2001年擔任世界銀行公司治理顧問，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講座教授、長江商學院教授、深交所公司治理顧問、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項目顧問等。
郎鹹平在全世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上的研究成果也令人驚訝，僅僅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全世界經濟類排名第一)，《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經濟類排名第三),《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金融類排名第一)，《Journal of Finance》(金融類排名第二)四本學術期刊上，就發表了17篇學術論文，內容涉及財務、內幕交易、企業行爲、股權結構，公司控制等諸多方面。
這一數字對圈外人來說可能意義不大。然而，學術圈內的人都明白這是非常驚人的,即便全美前五位商學院的很多正教授都難以拿出如此豐富的學術成果。在國外，一般來說，在這些刊物上發表3篇論文就可以被評爲終生教授。此外，大陸還鮮有金融學家在這些刊物上發表金融論文。
1990年金融學論文引用率全球第一的作者就是郎鹹平，也正因爲這麼多年其學術論文的世界級影響力，2003郎鹹平年榮登世界經濟學家名人錄，李嘉誠辦長江商學院時，力邀他加盟。
1986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財務學博士學位，曾執教於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致力於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護小股民權益的課題，曾擔任世界銀行公司治理顧問,現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顧問、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項目顧問。近年來在國內股市極力推廣辯方舉證、集體訴訟等措施，以保護小股東的正當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