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奧地利作家。1883年出生在布拉格，18歲進入大學學習法律和文學。1904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變形記》和《審判》《城堡》《地洞》等。
在卡夫卡之前包括托爾斯泰在內的許多偉大的作家，都有過心甘情願地被自己小說中的人物的命運所左右的現象和體驗。托爾斯泰說，當他寫到安娜.卡列尼娜臥軌自殺時，曾伏在桌子上痛哭流涕。因爲安娜的死，讓他無法平復自己激盪起伏的情感。他說，不是他要安娜去死，而是安娜本人的性格與命運只能讓她去臥軌。
托爾斯泰說的決非個別現象。在十九世紀現實主義作家裏面，愈是偉大的作品，其中人物的命運愈是歸人物自己所有，作家反而成了人物命運的代言人和書寫者。
人物大於作家，這是許多作家切身的體驗和認同。就像娜拉要離家出走，易卜生完全沒有辦法阻止似的，作家在故事中只是一個閃在背後的講述者。人物要如何，其命運要怎樣，作家似乎無權去左右和掌控。在某種程度上，作家愈是無力掌控人物的命運，這個人物就會愈加鮮活、生動、有生命感。總之，作家的寫作地位越低越好，寫作決定權越小越好，作家能夠在人物命運中消失則會形成人物命運的最大化。
作家在某種程度上是他作品中人物的奴隸。他的筆要聽從人物和他的命運的擺佈，只有那些二三流的作家，纔有權像法官一樣安排和左右人物的命運。然而，時間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當身體瘦弱、目光憂鬱且驚恐的卡夫卡帶着他的作品《變形記》出現在人們面前時，瞬間改變了一切。
他把作家是人物的奴隸和代言人的卑微地位一下子提到了皇帝的位置，讓作家小於人物的寫作定律發生了根本變化。作家從此大於人物和他的命運，故事不是從人物的命運演澤出來的，是從作家頭腦裏構思而來的。如《變形記》中所說：“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牀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他仰臥着，那堅硬的像鐵甲一般的背貼着牀，他稍稍擡了頭，便看見自己那穹頂似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塊弧形硬片，被子幾乎蓋不住肚子的尖，都快滑下來了。比起若大的身軀來，他那許多隻腳真是細的可憐，在他的眼前無可奈何的舞動着”。
卡夫卡他自己也不知道，當他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會對二十世紀的文學帶來什麼樣的變化。這個巨大的變化，讓多少個後來者、哪怕同樣也是天才、偉大的作家，都會爲這段開篇描寫而感到愕然和驚歎。
在《變形記》中，卡夫卡這個瘦弱的作者，對人物和讀者沒有絲毫的妥協和遷就，他不考慮事情的前因及後果，就像皇帝讓百姓去死也是一種恩賜一樣，他安排格里高爾一夜之間從人變成了甲蟲，格里高爾就變成了甲蟲。而不用向讀者交待格里高爾爲什麼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甲蟲以及變成甲蟲的過程。
他在小說中只說格里高爾在夜裏“做了一個不安的夢”。至於格里高爾究竟做了什夢？在夢中遇見了什麼？自已有什麼反常行爲？我們的作家懶得向讀者交待。
我懷疑，卡夫卡寫下“不安的夢”時，要麼是他無意間的思維在筆下流淌；要麼就是因爲他握有寫作的皇權在手，可以隨意的虛晃一槍，賣個關子，留下一段永久空白的懸念。
在這裏，變甲蟲的條件已經不再重要，作家要讓人物變成甲蟲，人物就不能不變成甲蟲。
在卡夫卡之前，許多作家幾乎都是按照事物和人物的因果關係來寫作的。一種原因出現一種結果；多種原因相加產生一種結果；以及一種原因出現多種結果。總之有結果必須有原因，就像法官追問嫌犯的作案動機一樣，讀者也要追問故事因果關係，沒有因果關係或因果關係不清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對此，作家兼文學評論家閆連科總結出作家作品中的全因果關係、半因果關係、內因果關係等等。
卡夫卡《變形記》的出現，繞開了這些因果關係的阻礙，直接地、武斷地在一夜之間把格里高爾變成了一隻甲蟲，閆連科把《變形記》的寫作手法稱之爲“零因果”關係。什麼是“零因果”？我的理解就是沒有任何原因的結果。這就是卡夫卡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在他之前，所有偉大的作家，沒有人敢繞開“因果關係“這個鎖鏈去寫作，是卡夫卡開創了“零因果”寫作的先河。
當然，事情也有遺憾，卡夫卡是一個性格內向和甘願自我封閉的人，也許是天妒英才，他在世上僅僅活了41歲。在他生前，也許是不滿意自己作品的質量，也許是有意與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相對抗，他親手燒燬了10大本手稿，並留下遺囑，要求他的好友馬克斯.羅伯德在他死後，將他的來往書信、日記、各種手稿“請勿閱讀並一點不剩地全部銷燬”。以至於，卡夫卡存世的作品中，許多故事都沒有結尾，是作家本人還沒有想好如何結尾？還是故弄玄虛地留下一個“零因果”的寫作黑洞讓讀者去猜想？我不知道！
今天，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卡夫卡呢？我猜想，他一定渴望營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寧靜世界，在那裏他是唯一的主人，而換了任何一個外人，他都是不歡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