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是如何在21天淪陷的
1937年7月29日，清晨。
北平城裏的老百姓度過了難熬的一夜。
從28日一早便響起的槍炮聲整整一天都沒有中斷。頭天晚上，巡警挨門挨戶地通知，叫把窗戶縫兒、門縫兒都塞好了，防着日本人的飛機夜裏放毒氣……
一大清早，一些膽子比較大的老百姓趕到北平城城牆下，想看看戰況究竟如何。奇怪的是，往日緊閉的城門此刻洞開，四周一片靜悄悄，不見了中國守軍的一兵一卒。
這時候，住在西單牌樓左近衚衕裏的朱自清接到了朋友打來的電話：“宋哲元、秦德純昨兒夜裏都走了！北平的局面變了！就算歸了敵人了！”
一夜之間，北平城裏的老百姓就彷彿從天上摔到了地下。從這一天起，北平城八年的淪陷生涯正式開始。而這一天，距離“七七事變”剛好三個星期。
21個晝夜之間，北平，無可奈何花落去。
“七七”之後
蔣介石有個堅持寫日記的習慣。在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當天，他在日記裏寫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準備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爲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寇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這一天，華北大地烽煙四起。
1937年7月7日午夜時分，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給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打電話，詭稱有日軍陸軍一中隊夜間在盧溝橋演習，彷彿聽見由駐宛平城內之軍隊發槍數響，致演習部隊一時呈現混亂，丟失士兵一名，要求進入宛平城搜索。29軍軍部拒絕了日軍的無理要求，並答覆說，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未經我方事先同意而在此演習，已經違背了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
中日雙方軍隊的交涉一直持續到7月8日凌晨5時許，日軍隨後下令向盧溝橋一帶的中國軍隊發起***，並炮轟宛平縣城。當日晚上，中國守軍第29軍第110旅奮起抵抗，吉星文團連續擊退日軍的三次進攻。日軍第3大隊直撲龍王廟和附近的鐵路橋。守衛橋頭的29軍只有兩個排，終因寡不敵衆，60多名官兵全部壯烈犧牲。
隨後，吉星文團的青年戰士用繩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將日軍的一箇中隊全殲在鐵路橋上，重新把龍王廟和鐵路橋奪了回來。
同在7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爲日軍進發盧溝橋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纔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日，蔣介石電令第29軍軍長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電令全國備戰，並令第26軍孫連仲等部4個師歸宋哲元指揮，支援第29軍作戰。
戰事彷彿一觸即發。
然而，箭在弦上之際，對決角力的雙方卻都暫時鬆了手。7月9日晨，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與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達成了三項口頭協議：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二、日軍撤退到豐臺，29軍撤向盧溝橋以西；三、城內防務由保安隊接防，人數限制在300人之內。
隨後幾天，和談在零星衝突中時斷時續。宛平城城門緊閉，負責談判的中方代表也得拽着繩子被人從城頭上吊下去。中方對和談的態度應該說是充滿誠意的，因爲希望儘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決“七七事變”的，正是第29軍軍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
“七七事變”將第29軍軍長宋哲元推到了歷史的聚光燈下。對於他的一生，有人說是英雄——因爲1933年那次蕩氣迴腸的長城抗戰，但也有人說他欺世盜名——因爲他在“七七”之後的猶豫不決。
如果回過頭來，再審視這段歷史。只能說，將整個華北放在宋哲元的肩頭，那一副擔子，對他來說，實在是有些重了。
宋哲元曾經是抗日最堅決的將領之一。當時的29軍上下，以抗日熱忱聞名於全國，這與這位軍長的默許不無關係。在1933年的長城抗戰中，29軍憑藉大刀、手榴彈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戰、夜戰殲滅日軍3000多人，取得了喜峯口、羅文峪大捷，使得29軍的大刀隊揚威海內外。宋哲元也由此取得了最高級別的青天白日勳章。日本兵的鋼盔上後來加了道可以上下活動的鐵護頸，據說就是爲了防備29軍的砍頭刀。
在宋哲元治下，29軍戰士吃飯前，要先唱《吃飯歌》：“這些飲食，人民供給；我們應該，爲民努力。日本軍閥，國民之敵；爲國爲民，我輩天職。”另外，29軍還將袁世凱正式接受“二十一條”的5月9日定爲“國恥日”。每逢“國恥日”，開飯時饅頭上都印着“勿忘國恥”四個字，有時還讓士兵禁食一天以紀念國恥。
在這樣鮮明的愛國教育之下，29軍官兵的抗日情緒一直非常高。1937年春天的一件事情可以作爲證明：那次宋哲元在南苑搞閱兵，請了各國駐華的公使和武官來觀看。軍隊走完分列式後，軍長宋哲元對他們提了個問題：“學員們，我們當前的敵人是誰？”當時，宋哲元料想中的答案應該是——共產黨。
沒想到的是，軍隊整齊劃一，舉手的舉手，舉槍的舉槍：“我們的敵人是日本人！”此話一出，高坐主席臺的宋哲元和日本官員相顧無言，十分尷尬。正是那次閱兵之後，日本人給29軍下了這樣的評語：“抗日意識深入官兵，實爲性質不良之軍隊”。
不過，在“七七”之後的十多天裏，宋哲元卻沒有像四年前那樣下死令抵抗，而是一直對日軍妥協，竭力爭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七七事變”爆發之時，宋哲元正在山東安亭老家守孝，得知事變發生後，他並沒有立即返回任上，而只是讓部下與日軍虛與委蛇。直到南京方面派出了第26路軍和龐炳勳、高桂滋部北上支援，並於7月9日、7月10日兩次來電催促，宋哲元纔在11日離開家鄉，卻沒有返回華北軍政中心的北平去籌劃抗戰，也沒有到蔣介石令其開設指揮部的保定去指揮部隊，而是直接前往天津，與日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進行求和，並拒絕了中央軍的北上增援。
宋哲元對日軍的微妙態度起源於1933年的長城抗戰，這場戰爭讓他清楚地認識到了中日雙方在戰鬥力上的懸殊。
何況，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應戰而不求戰”，根本看不出要發動全國抗戰的決心。在軍械不足的情況下貿然與日軍火拼，會使自己的29軍傷筋動骨，甚至還很可能會丟掉華北的地盤。
29軍當時共轄4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1個特務旅和2個保安旅，共有兵力73800多人，主力是37，38，132，143四個師，但因爲裝備落後，總戰鬥力尚不及日軍一個師團。不過，當時宋哲元的排兵佈陣頗爲講究。主力四個師的部署宛若一隻巨大的“三叉戟”，西側，是張家口的劉汝明第143師，東側，是天津的張自忠第38師，正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馮治安的第37師，這是三叉戟的三個刃，前面還有一個獨立第39旅作爲屏障。三叉戟的柄，則是河間、大名一帶擔任預備隊的趙登禹第132師。
在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宋哲元選擇了按兵不動，並抱着和談的希冀。7月11日晚8時，日本特務機關長鬆井與中方代表秦德純終於簽訂了《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剛剛趕回天津的宋哲元長出了一口氣，以爲事態將就此平靜下去。他還不知道，日本國內正是在此時做出了關鍵決定，並最終將戰爭推到不可逆轉的浪尖。
7月11日，日本駐中國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的心臟病日益嚴重，報了病危。
當天清晨4時30分，日本教育總監部部長香月清司接到了就任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委任狀，要求他“馬上弄一張到中國的飛機票，今天就去上任”。
與傾向於和談解決盧溝橋事變的田代皖一郎不同，香月清司是一個堅定的好戰分子。
好戰的香月並沒能在11日當天到達中國。當他拿到飛往天津的機票後，氣候驟變，能見度低，無法起飛。他不得不在東京停留了一夜。
在香月等待赴任的這段時間裏，事態迅速地發生着變化。在11日的東京，主戰方佔了上風，出兵華北的方案獲得了通過。主戰方對中方的和解誠意大肆詆譭，完全無視29軍早已釋放了200多名日軍俘虜。
日本方面向華北調兵遣將的消息讓本該已經到達天津，卻依然滯留東京的香月清司大爲雀躍。若干年後，他在回憶這一刻時寫道：“在離開東京前，我認爲我自己是在（局勢）擴大的考慮之中，作爲軍隊，即使進行交涉，也必須考慮作戰，作戰制勝是第一位的。”
正如香月清司本人的回憶，他是跑步進行戰爭準備的。
當天下午3時，香月召集主持駐屯軍全體人員參加幕僚會議，討論戰爭行動計劃。在這個會議上，香月發出了他上任後的第一個命令：“做好適應對華全面作戰的準備。”會議一直開到次日凌晨，討論決定了日軍對29軍各部隊的作戰具體步驟。
日軍很快便將作戰計劃變成了行動。
7月12日，10列運載着日軍的兵車分載着各種部隊、附戰車、汽車、彈藥等，由山海關陸續向西開，至傍晚已經有5列到達天津附近。同一日，800餘名日軍乘戰車、炮車和載重車，由通縣進駐北平。盧溝橋附近的日軍仍然沒有按照約定撤退。
7月13日的日本，主和方又佔據了上風。中央軍向華北的支援引起了日本內閣和軍部的注意。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暫緩國內師團的動員，採取“事件不擴大，就地解決”的方針，日本陸軍中央在《處理華北事件的方針中》，也作出了同樣的決定。
但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香月清司的部署卻絲毫沒有停止。15日，香月清司擬製了進攻平津的作戰計劃，要求參戰部隊於20日之前集結完畢。與此同時，進入華北的關東軍和朝鮮軍正在經承德向密雲進發；第20師團已經到達天津、唐山、山海關一帶；駐屯軍旅團步兵第1聯隊到達豐臺；步兵第2聯隊主力、炮兵聯隊主力和騎兵隊、工兵隊預計在18日可到達通縣。
在日本本土，主戰的陸相彬山元帶領着陸軍中央部進行着“要儘快發動戰爭”的遊說，越來越多的人被他們說服了。終於，在7月17日，日本人下了最後的決定。當日上午的五相會議上，決定了以7月19日爲最後期限，和中國進行“有限期談判”，並在19日動員本土的3個師團進入華北。
幾分鐘後，蔣介石收到了從日本發來，不啻於作戰通牒的“有限期談判”通電，這封挑釁意味十足的通電，促成了自“九一八”以來，國民黨政府第一個口氣強硬、態度明朗的政策性談話。
在被後人稱爲“廬山講話”的《蔣委員長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中，蔣介石稱：“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時，戰爭終於不可避免，但29軍已然失去了應敵的最好時機。
到20日，日軍作戰部隊全部部署到位，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釘在了華北大地上。無論補給還是調動，北平的中國軍隊都必須在日軍的刺刀下仰人鼻息。
北平城裏
“七七事變”之後，北平城裏的情勢一分爲二。澎湃的抗日熱潮與平淡的市民反應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儘管守衛盧溝橋的中國士兵都分到了市民們冒酷暑送來的大西瓜；儘管北平各界救國會等20餘團體共同發起捐獻一萬條麻袋、一萬件背心的運動；儘管“九一八”事變後流亡到北平的東北學生舉着“慰勞團”的標語四處遊行，希望29軍將士保家衛國，以免北平成了第二個東三省——但還是有很多人和宋哲元一樣，相信仗是
打不起來的。
年僅19歲的黃仁宇當時是南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和許多愛國青年一樣，他想參軍報國，但是被他的父親所勸阻。在黃仁宇的《黃河青山》中記錄了父親的觀點：“沒有宣戰的戰爭，可能隨時會終止……”
7月8日，一名叫鄧雲鄉的北平中學生開始了他的暑假生活。當他回到家中，街坊鄰居正在議論着戰事的發展。“開始頭幾天，人們並不完全感到事態的嚴重性，幻想這是局部問題，很快通過談判就能解決……市面上最初幾天還比較正常，城門也未關，去天津、去保定、去張家口的火車還照常通行。糧食、蔬菜、煤炭等物價，一時也未波動。”在鄧雲鄉後來的回憶中，北平古城在“七七事變”之後，依然運轉正常。
根據宋哲元的命令，從7月14日開始，北寧鐵路列車運行正常化，北平戒嚴也隨之解除。儘管城裏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出現了用沙包修築的臨時工事，還常見三五士兵在其內架好機槍警戒，但宋哲元已經下令嚴禁29軍與日軍發生摩擦。
直到7月23日，天津《大公報》上，範長江發表了通訊《盧溝橋畔》，一觸即發的大戰氣氛才見諸報端。
在文中，範長江真實地描述了29軍官兵面臨的殘酷現實——沒有擔架兵、看護隊、醫官、野戰醫院等戰爭時應有的設備，對於將士的死傷救護束手無策。後方的交通運輸、電訊通訊等也沒有做應有的佈置，在日軍組織了完備的鐵路和汽車運輸時，29軍守軍卻全恃民夫們的毛驢和大車往還運輸。
許多五六十歲的民夫，無代價地把他們唯一的財產——毛驢貢獻出來，不吃不喝地奔走運輸，卻毫無怨言。他們對守城將士說：“這回國家事，不比往常，您要用，儘管招呼。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準來。”
時任北平市衛生局局長的謝振平負責照料盧溝橋受傷的八百多官兵，這位曾在29軍擔任過軍醫的衛生局長仍與軍隊有着密切聯繫。盧溝橋事變後，他常跟家裏人說：“我雖已脫軍裝，但仍將與北平市共存亡。”他悄悄地把衛生局清潔隊組織成一支戰鬥隊，還專門打造了一批“鉤連槍”當作武器，以備巷戰。這種“鉤連槍”其實是中國宋代軍隊的發明，前端一個大鐵鉤子，專門用來對付敵方騎兵。爲此，謝振平在北平淪陷後被日軍逮捕，後來慘遭殺害。他精心準備的“鉤連槍”戰鬥隊最終也沒能發揮作用，因爲決戰是在一方精心調配而另一方倉促應對之下打起來的。
27日中午，香月清司下令向中國軍隊發起總攻。日軍隨即向宋哲元下達了最後通牒，要他撤出華北的軍隊。
當天深夜，宋哲元無路可退了。他與29軍的將領一致表示，決心固守北平，誓與城垣共存亡。隨後，宋向全國各界發表了自衛守土通電，稱“國家存亡，千鈞一髮”。
這時，中日雙方軍隊的注意力已經全部集中到了北平的南方。這個地方，就是南苑，29軍在北平南方的大本營。
如果說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門的鎖，盧溝橋是鎖鑰，那麼南苑就是這扇大門的門樞。所以，即便丟了宛平，只要這個門樞還在，29軍依然可攻可守，但一旦丟了南苑，整個大門就會轟然倒下，北平就完全變成了日軍的掌中之物。
在香月清司作出的總攻計劃裏，整整一個主力第20師團加一個步兵聯隊，全部用來攻打南苑。
潘毓桂
這時，一個幾乎與戰爭扯不上聯繫的書生，卻意外地成了中日南苑交戰的關鍵人物。
在來自中日兩方面的記錄中，都明明白白地記述着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日軍在進攻南苑之前，事先把消息透露給了第29軍。
根據當時日方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橋本通回憶，在預定27日開始進攻南苑的前兩天，香月清司授意一名下屬，偷偷到一位和29軍關係密切的中國要員家中，轉達了日軍即將發動***的消息。
根據後來香月清司本人的供詞，這個夾在日軍和29軍之間奔走的中間人，就是當時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委員——潘毓桂。
潘毓桂是北平城裏赫赫有名的才子，僞滿著名電影明星李香蘭的義父，書畫俱佳，極會享受生活。潘的另一個身份是宋哲元的知交至友。宋的父親原爲潘父的幕僚，兩家人兩代相交，友誼深厚，因此宋對潘信任不渝，視作親信。無論平時還是戰時，潘毓桂始終可以自由出入29軍軍部，參與最高級別的會議，接觸到最核心的機密。
所謂兵行詭道，怎麼會在進攻前預先通知敵人呢？日方的評論認爲，這正體現了香月清司是一個高明的“中國通”。
香月清司作出這個決定，首先是因爲他認爲南苑之戰已有必勝把握，無論29軍是否提前知道，對戰事的結果都不會造成影響。而更重要的一點是，香月認爲29軍屬於遠離國軍嫡系的軍閥部隊，在當下的情勢下不太會拼死作戰。如果得知日軍兵力，29軍很可能會爲了保存實力而自動撤離南苑。這樣，日軍可以兵不血刃地取得南苑要地。
但香月沒想到的是，他所獲得的要比想象中更爲豐厚。潘毓桂不但完成了向29軍通風報信的“任務”，更在參加完29軍的軍事會議以後，把29軍反攻的全部兵力調動計劃向日本人和盤托出，還指點日軍在進攻南苑時要集中***缺乏訓練的學生兵團駐地，以便事半功倍。
更可怕的還在後面。在27日南苑激戰之後，軍部給佟麟閣、趙登禹突圍的命令還沒有到佟趙二人手中，就已經到了日本華北駐屯軍第二聯隊聯隊長萱島的手裏，這又是潘毓桂做的好事。這次的叛賣，直接導致了佟趙兩位將軍的陣亡。
憑藉這兩次背叛，潘毓桂從此青雲直上，在華北僞政權中歷任北平警察局長、天津市市長。
戰後，潘被逮捕，身上披掛寫着“漢奸潘毓桂”的布條，一路從北平押解南下，沿途遭到萬人唾棄。他最終的下場，是以“漢奸罪”被逮捕，於1961年死在獄中。
無恥的人總有自己無恥的解釋。在臺灣出版的《光復除奸錄》一書中，潘毓桂在戰後受審時，面對審判人員辯解了當時自己的想法：爲了中日兩國的利益，真心爲華北謀一出路。潘稱，當時國民黨政權對華北鞭長莫及，閻錫山封建落後，都不是華北民衆可以依靠的。而在他看來，華北當時的唯一出路就是和日軍合作。這樣不但可免生靈塗炭，而且日本文明開化，華北如果與日本合作，就可以和平發展，甚至變成沒有軍閥，政治開明的地方，爲整個中國的開化建立楷模。
在《光復除奸錄》的圖繪中，潘毓桂一襲長衫，瀟灑倜儻，神態自若，毫無愧疚之色。他始終認爲，自己的“漢奸”是有立場，有道理的。對29軍的所謂“出賣”，就是爲了讓29軍中的反日力量儘快失敗，以免“戰事蔓延，禍及生民”——所謂賣國，乃爲了愛國是也。
這一番說辭，居然引起一些人的共鳴。有人寫信給當時的國民政府，稱潘雖然誤入歧途，但終是名流，且本心可嘉，大有“國士”之風，當恕而用之。同時，潘家上下打點，並請動著名律師洪旁吾進行辯護。上下努力之下，潘毓桂一度被從輕判處，並很快釋外就醫。
這些同情潘毓桂的人都忘記了，由於他的無恥出賣，南苑守軍幾乎全軍覆沒。
學生兵
7月27日深夜，南苑戰事打響。
由於潘毓桂向日軍報告了29軍的調動計劃，日軍發動襲擊的時刻，正是南苑守軍接防開始卻尚未完成，最混亂軟弱的時候。
當時，宋哲元已經認識到南苑的重要性，因此命令預備隊趙登禹132師迅速進駐南苑，以新銳之師阻擊日軍的進攻。同時，鑑於37師戰線太長，原駐守南苑大營的37師部隊被調往北平方向以縮短戰線。
7月27日，趙登禹到達南苑，急於赴戰的他身邊只帶了一個團，另外，132師的另兩個團剛到團河，主力尚在涿州，而37師所部正在撤離。
此時南苑的守軍，包括37師一部、佟麟閣副軍長率領的軍部人員和軍官教育團、特務旅孫玉田部兩個團、騎兵第9師鄭大章部的一個團，還有由熱血學生組成的一個學生兵兵團，共計7000餘人。鑑於前幾天雙方的激戰，29軍方面認爲日軍還要休整四五天才能真正發起進攻。
戰爭打響。正如潘毓桂所建議的，首先進攻的華北駐屯軍第一聯隊率先突擊潘毓桂描述的守軍軟肋——南面的學生兵團駐地。
南苑的這場戰事，是學生兵們遭遇的第一場戰爭，也是其中大多數人遭遇的最後一場。這些握槍剛剛半個多月的學生兵，最後大半死在和日軍的肉搏戰中。
學生兵的設置頗有些來歷。1936年12月，北平、天津、保定城裏貼出佈告，29軍要招生。這在普遍實行募兵制的當時，着實引起不小的轟動。佈告上說，爲給29軍培養初級軍官，特招收有志從軍的青年人，要求是18歲以上，初中畢業學歷，一經考試錄取，學制至少兩年。課程設置很全面，國文、數學、物理、化學、外語，待遇也很優厚，每月津貼3元，畢業後馬上成爲準尉軍官。
這樣，又能投軍報國，在兵荒馬亂的歲月裏對個人而言又不失爲一條好出路。招生布告一下引來平、津、保地區青年學生的踊躍報名。最終招收了1500人，成立軍事訓練團。
軍事訓練團對學生兵的訓練非常嚴格，訓練中，旅長何基灃被士兵們背地裏叫“何閻王”，“張扒皮”指的正是張自忠。即使是學生兵，訓練也毫不放鬆。訓練時想去廁所得先報告班長，班長說：去吧！學員一溜兒小跑，先跑到單槓區，至少拔3個槓子，再來個腰部轉回，然後才能去廁所。
1999年，當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的工作人員見到100多歲的張壽齡老人時，身爲軍訓團教育長的他依然記得當年自己寫下的戰歌：“風雲惡，陸將沉，狂瀾挽轉在軍人……”
當時，一千多名學生兵就是唱着這首歌，舉着大刀衝向敵人的。由於軍備緊張，學生兵們一直沒有配備武器。直到“七七”之後，他們才真正被武裝起來，每人發了100發子彈，4顆手榴彈，每個班配備一把輕型機關槍，開始練習射擊和投彈。當然，還有每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大刀都沒開刃，剛發下來的時候，營房裏着實熱鬧了兩天。附近村子裏的鐵匠都被請進了軍營，到處都是霍霍磨刀聲。
學生兵的浴血抵抗，是日軍遭遇的第一場硬仗。關於學生兵們與日軍進行的白刃戰中，其詳細情形幾不可考。在佟麟閣率教育團趕來增援之前，衆多學生兵陣亡。
學生兵雖然傷亡慘重，卻始終沒有後退。按照日軍參戰官兵的回憶，整個平津，打得最慘烈的就是南苑之戰。連日軍中著名的勇將，當時擔任華北駐屯軍第一大隊大隊長的一木清直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一週年之際接受《朝日新聞》採訪的時候，都不得不對學生兵們在南苑的英勇奮戰表示欽佩——“面對面地死戰也不肯退卻”，“中國兵甚至負傷幾次依然衝上來拼殺”。
學生兵們的堅守，使南苑這道陣地在中國軍隊手中多保留了近半天的時間。
血戰
28日凌晨，日軍總攻南苑。原以爲可以輕取南苑的日軍，在凌晨4時遭到了第一次慘敗。
一木清直所部的日軍衝進南苑守軍的陣地，卻在陣地上紛紛踩上了地雷，損失慘重。此前日軍多次對南苑的偵察，都未發現這裏有佈雷防禦，這意外的打擊使日軍隊形大亂，一木清直在回憶中寫道，他身邊的炮兵協調員被炸昏了頭，對着話筒大叫——打近了，打近了……他把地雷的爆炸當成了自己的炮火，認爲是日軍炮兵打得太近了。
地雷的威力，加上學生兵團異常頑強的抵抗，衝入南苑的日軍各自爲戰，失去了統一的指揮。所以，當佟麟閣率領軍官教育團和特務旅一部趕來反擊的時候，指揮混亂的一木清直大隊未經激烈戰鬥，就又被從陣地上趕了出來。
關於這批日軍始料不及的地雷，據29軍的老人講，有兩個說法，一說這批地雷還是“七七事變”之前，佟麟閣帶軍官教育團進行演習時候埋下的，因爲此後局勢一日三變，也就沒有來得及將其拆除，僅僅在地圖上標出了雷區了事，卻不料有此收穫。另一個說法是前一天晚上剛給最後一批學生兵發了槍，學生兵們興奮得睡不着覺，紛紛要求去團河增援遭遇伏擊的132師官兵。營中有個名叫王汝厲的參謀看到這種情況，就讓他們在陣地前埋地雷，免得他們自行出動。沒想到第二天日軍恰好選擇這裏突破。
第一次***失敗後，有些意外的第二十師團師團
長川岸文三郎趕到前線接替了指揮。28日早8時，日軍在猛烈炮火的掩護下，發動了第二次進攻。日軍飛機也趕來助戰，沒有防空經驗的29軍守軍損失慘重，通訊系統完全被摧毀，***的日軍迅速攻佔了29軍的第一線陣地，南苑陣地的外壕外牆被日軍多處突破。
但是，29軍的抵抗依然十分猛烈，日軍寸步難進，死傷甚重。
由於遭到意外頑強的抵抗，川岸下達了兩條對南苑之戰結果至關重要的命令——第一條是命令從承德起飛的轟炸機部隊全力加強對南苑的轟炸和掃射。第二條命令，是要求日軍駐紮在通縣的預備隊——華北駐屯軍第二聯隊（萱島聯隊）從通縣南下，自側背的東方夾擊南苑守軍。
下達第一條命令，是因爲川岸看清了29軍防空火力幾乎爲零的弱點。空襲非常有效，南苑在炸彈爆炸聲中變成了一片火海。據參加過南苑戰鬥的29軍官兵後來回憶，日軍的轟炸令戰士只能捱打，無法還擊，軍心迅速動搖。而第二條命令，則是因爲他收到了潘毓桂的密報。
根據幾位親歷者的講述，南苑之戰中29軍的指揮如果用一個字描述，那就是“亂”。負責南苑防禦的總指揮趙登禹對當地情況還來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戰鬥，留給他的部隊番號雜亂，開戰後溝通不利，各自爲戰，混亂一片。
在軍訓團教育長張壽齡的回憶中，日本兵天上地下協同作戰，電話線一早就被炸斷了，四處都聯繫不上，軍部也被炸得亂七八糟，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不知去向。心急的張壽齡率隊四下尋找同伴，直到中午才得知軍部有命令，叫馬上轉移，能進北平城的話進城，不能進城就去保定。接到命令後，張壽齡趕緊命各大隊分散，利用青紗帳的掩護撤退。
而學兵王俊峯則回憶說，戰鬥一打響就找不着班長和中隊長了，後來聽說教育長張壽齡抱了一挺高射機關槍在打飛機。大家一聽很高興，好歹還有高級軍官在——其實，當時佟麟閣、孫玉田等將領都在戰鬥，只是相互失去了聯繫。張壽齡中午時分傳達的撤退命令，直到下午才傳到王俊峯等學兵的耳朵裏，就這也只是小道消息，沒有正式軍官進行傳達。得知消息的學員們便自發組織起來，三三兩兩地自行突圍。
突圍中，有人向南走，也有人向北走。其中南線爲教導旅一部，當天在永定河與當地守軍會合，後撤保定。北線爲軍部主力，佟麟閣、趙登禹均隨此路突圍。因爲激烈的戰鬥，而且部隊中夾雜了大量的非戰鬥人員，突圍後向北平撤退的部隊隊形混亂，爭先恐後，各部長官實際都已經難以掌握部隊，從後來的資料看，突圍中佟趙之間也都失去了聯繫。
這時，南苑守軍撤退的路線沿途，已經排布好了日軍的華北駐屯軍第二聯隊。他們把機槍架在了道路兩邊的田地和村莊中，靜候着退下來的南苑守軍。
這又是被叛賣的結果。當時，趙登禹下達的撤退令並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據宋哲元的命令。28日南苑遭到襲擊，宋哲元料守軍難以支撐，當日上午下令趙登禹率部撤離。但是，由於南苑通訊系統都被日軍摧毀，命令通過最近的38師部隊派員冒死送達南苑時，已經過去了幾個小時。
在這幾個小時的時間裏，命令的內容，軍隊的撤退路線，早已被潘毓桂轉給了日軍。因此，纔有了川岸立即讓駐屯軍第二聯隊由通縣轉而前往大紅門方向的命令。
這直接導致了趙登禹與佟麟閣兩位將軍的陣亡。
下午4時，南苑撤退下來的守軍在大紅門一帶落入日軍伏擊圈。由於缺乏遮蔽，又沒有防備，戰鬥很快演變成了單方面的屠殺，南苑守軍共七千多名，最後傷亡五千餘人，大部分就是在這裏損失的。此前，趙登禹將軍在戰鬥中腿部負傷，陣亡在他所乘坐的黑色道奇轎車中，因爲汽車目標大，遭到日軍的集中掃射，所以趙登禹死狀極慘。而佟麟閣則是先被擊傷落馬，隨後在帶傷指揮部下突圍時，頭部再次中彈而犧牲。
這是29軍平津抗戰中最爲慘烈的一幕，也是南苑保衛戰的最後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棄北平，29軍全線南撤。故都淪陷
7月28日晚，大勢已去。
據曾在盧溝橋作戰的29軍老兵馬步先回憶，“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橋西邊二三裏地時，旅長何基灃坐着吉普車來了，說：‘219團向後轉。’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時南苑已經丟了，29軍副軍長佟麟閣和第132師師長趙登禹都犧牲了，大勢已去，所以就撤了。”
黃昏時分，29軍殘部三三兩兩地分散退回北平，終於集結起來。隨後，有命令傳來，要所有官兵到中南海集合、休整。
晚上12時，中南海懷仁堂裏擠滿了軍官。29軍參謀長張克俠當衆宣佈了宋哲元的口信：“今天晚上，宋委員長已經到保定去了。他認爲孤軍作戰，戰爭已經不能再打下去了，讓我宣佈他的手令。”張克俠說，宋哲元已經接受了日軍提出的條件，限29軍明早1時前全部撤出北平，不許留下一兵一卒，北平的治安由代市長張自忠維持。願意走的馬上出發，經廊坊到保定，不願意走的，發給路費，就地遣散。
宋哲元是在28日晚上撤退的，當晚，宋到達保定後，於30日發電報給蔣介石，稱：“刻患頭疼，亟宜修養”，並將29軍軍長職務交給馮治安代理。
兵敗如山倒。
7月29日，拂曉，日軍獨立第11混成旅團進攻北苑與黃寺的獨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部隊。戰至下午6時，黃寺被日軍攻陷。隨後，在北苑的獨立第39旅旅長阮玄武投敵，北平城內的獨立27旅也被日軍解除武裝。
這一天，北平淪陷。一天之後，天津淪陷。八年抗戰開始了。（唐錚 侯健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