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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發院BiMBA商學院院長陳春花在《哈佛商業評論》2019 中國年會上發表演講稱，企業必須跟上數字化的潮流，尋求新的增長方式，而企業應對數字化，需要做出三個根本性改變。以下內容摘錄自演講原文。
顧客已經數字化，企業必須跟上
今天，所有人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不得不接受數字化。數字化的進程比我們想象的要快，並且推動企業不斷找尋新的增長方式。
企業爲什麼要做數字化？最根本原因不是數字化本身，而是衆多客戶和消費者已經率先數字化，企業應該有能力接受這個挑戰。
第四次工業革命既直接替代人，也帶來更多可能性
數字化更厲害的是催生了和前三次工業革命都不一樣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中，機器是機器，人是人。比如火車改變了交通速度，汽車改變了物流速度，以計算機爲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改變了商業和整個流程的速度。
但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人與機器不再割裂，而是要並行。人機有四種情況，其中一種就是機器替代人類。
數字化對產業的意義是什麼呢？既有新的挑戰，也代表新的可能性。按照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定義，數字資源將滲透到產業中的任何一個環節，會帶來擁有無限可能的、新的產業組合。這種新的產業組合跟以往完全不一樣，機會只多不少。
企業應對數字化要做出三個根本性改變
過去七年，我跟隨一些企業進行研究，對於企業如何應對數字化，得出了一些結論。
第一，改變認知。
我們要改變認知，不能用傳統邏輯去看待數字化所帶來的產業變化和企業變化。需要改變的關鍵認知包括：
- 今天所有的東西在轉化爲數據，而不是轉化爲產品；
- 拒絕競爭，擁抱合作；
- 擁有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與誰聯接；
- 回到顧客端，建立可信度和開放協同；
- 做好長期堅持的準備。
第二，戰略從競爭邏輯轉向共生邏輯。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工業時代強調滿足顧客需求，所以要用比較優勢。在數字化時代，重要的是創造顧客價值，通過合作而不是競爭來獲取更大生長空間。
企業在戰略上的一個巨大變化是要重新定義空間。以前，戰略基本上問三個問題：想做什麼、能做什麼、可做什麼。
在工業時代，“想做什麼”是初心，“能做什麼”是看有什麼資源和能力，“可做什麼”是看在產業中有什麼位置。
到了數字化時代，“想做什麼”的關鍵是你能不能重新定義；“能做什麼”是看你跟誰聯接，而不是擁有什麼資源，如果能聯接，會有非常多的資源和可能性；“可做什麼”則不再受產業條件的限制，去做跨界合作。
第三，組織管理的調整。
我自己做組織研究，所以會非常認真地觀察一些企業爲什麼能得到很多機會，總結起來，是因爲它們有強大的調整能力，這體現在兩方面。
其一，管理必須有整體性，以顧客端作爲管理的起點。顧客的邊界到哪裏，企業的邊界就應該跟到哪裏。接下來要考慮怎麼解決人、組織跟效率之間的關係，解決成本與顧客價值的關係，最後到組織和外部協調的關係。
其二，打開邊界，和更多人合作。今天的企業自身無法獨立創造價值，而應該和更多企業共生。共生背後的運作機理是協同。組織要思考如何取得外部和內部整體效率的最大化。共生型組織有四個要求：怎麼共生信仰、怎麼技術穿透、怎麼回到顧客端、怎麼成爲無爲而治的領導去共同協同。其中最難的是自己能不能調整，願不願意跟別人協同共生。數字化過程中，其中一大難題就是在組織管理中沒辦法打開邊界。如果不能打開自己的邊界，就沒有辦法真正解決根本性的問題。
今天所有企業遇到的挑戰都是不確定的，然而這種不確定性並不僅僅是挑戰，對於真正的企業家來說，意味着更多的機遇。在數字化時代，企業只有改變認知邏輯、戰略邏輯和管理邏輯，才能更好地迎接機遇。
最後，用德魯克的話與大家共勉：“動盪時代最大的危險不是動盪本身，而是仍然用過去的邏輯做事”。
以上就是陳春花關於企業數字化的分享，對於數字化時代的挑戰與機遇，你有什麼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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