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着快速變化的生態環境、城市化、氣候變化、旅遊業的發展以及脆弱的公共衛生系統，流行病將變得更加頻繁，更加複雜，更加難以預防和控制。2019年11月發表在 Nature 上的一篇長文綜述中提出，我們對流行病的概念必須從每次爆發時的危機應對演變爲一個預備、應對和恢復的綜合循環週期。這是一個將來自世界各地的知識和技能結合起來的機會，特別是處在危險之中和深受影響的社區。這需要整合許多學科，不僅包括流行病學，還包括社會科學、研究與開發、外交、物流和危機管理。這就需要採取一種新的辦法，來對未來的領導人進行流行病預防和應對方面的培訓。
原文題目：
A new twenty-first century science for effective epidemic response
原文地址：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717-y
在1869年《自然》雜誌出版第一期時，人們開始對傳染性疾病有了新的認識。William Farr、Ignaz Semmelweis、louis-ren villerm等人的研究成果已經發表[1]；John Snow追蹤了倫敦霍亂流行病的源頭（此時Robert Koch還沒有分離出引起霍亂的細菌）。流行病學描述了人羣中疾病的流動模式，調查這些疾病的原因，評估並控制這些疾病的各種嘗試，已成爲100多年來公共衛生應對流行性傳染病的基礎。儘管在技術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擴展，但傳染病流行病學（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ology）的理論和實踐仍跟不上21世紀流行病的性質轉變以及應對這些疾病所需的廣泛技能。
流行病學轉變理論（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 theory）主要關注了人口和社會經濟轉變對衆所周知的可預防的傳染病的影響，以及從傳染性疾病向非傳染性疾病的轉變。然而，很明顯，當前的人口轉變（由人口增長、快速城市化、森林砍伐、旅行和貿易全球化、氣候變化和政治不穩定所驅動）也對傳染性疾病的動力學產生了根本的影響，使得傳染性疾病的動力學更加難以預測。我們面臨這些狀況：埃博拉（Ebola）、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和尼帕（Nipah）等人畜共患病爆發，耐藥菌感染增加和傳播，已知病毒媒介的生態環境顯著變化（例如，伊蚊的範圍不斷擴大），通過全球相連的高密度城市地區進行大規模傳播（特別是埃博拉、登革熱、流感和引起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的冠狀病毒SARS-CoV）。人口應對這些狀況的脆弱性有所增加，這些因素和影響相互結合、相互作用，助長了更爲複雜的流行病。
圖1：人口可預防的傳染病的影響
儘管與那些對人口健康造成大部分負擔的疾病相比，這些流行病很少見，但這些流行病的性質擾亂了醫療系統，加劇了社區之間的不信任感，並造成了深遠的長期的社會經濟影響，特別是在中低收入國家。它們不斷增加的頻率需要引起注意。正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突發衛生事件規劃執行主任所說：“我們正在進入高影響力流行病的新階段...這是一個新的常態，我不指望這些事件的頻率會減少”。
我們必須現在就採取行動，但要採取不同的行動：需要更廣泛的基礎與共識，利用多個領域的知識和技能來加強傳統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如表1所示）。這些領域中的許多領域長期以來都與流行病防範和應對有關，但我們現在必須停止將它們視爲深奧的“好東西”，而是應該將它們充分融入到流行病的重要規劃和應對中。
表1：納入二十一世紀流行病應對措施的關鍵領域
這將要求全球公共衛生社區作出重大改變，改變我們當下應對流行病的方式，改變我們預防未來流行病的方式。這將意味着重塑應對流行病的全球衛生架構，並改變我們培訓新一代研究人員和從業人員來應對未來流行病的方式。
現代研究文化（往往受到資助者行爲的影響）要求許多研究人員專注於各自狹窄的領域，對轉化的重視少於對特定領域創新的重視。雖然這種孤立的研究環境在全球衛生方面帶來了重大進展，但它不適合用於流行病的轉變階段：迅速演變的高影響力事件將不經常互動的社區、應對者和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在各自社區內被廣泛接受的不同假設、文化和做法，使得在疫情爆發情況下開展合作更具挑戰性。成功的根本在於尊重和理解各方的貢獻。在一個成功整合的綜合方法中，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認識到，我們的知識和技能只是快速擴展的應對方案中的一小部分（如方框1所示）。我們需要了解研究的主要趨勢，和這些趨勢如何以及何時會影響對流行病的應對，開展新的研究以加強我們使用其它領域來提供的支持，並學會在多利益攸關方的情況下開展工作（包括有時候作爲關鍵辯論的一員，提出更好的做法）。
方框1：流行病的非傳統工具
這種方法的核心是處於危險之中的社區和受到流行病影響的社區：當地人民是任何疫情的第一應對者，讓他們參與預備和應對活動至關重要。這些社區，含地方和地區衛生當局、國家公共衛生機構和國際組織（包括公共衛生部門以外的許多重要夥伴）都必須支持這個綜合統籌的辦法。特別是，世衛組織可以發揮關鍵作用，利用其獨特的授權，不是去領導預備、應對和恢復的方方面面，而是改變其應對方案，促進與其它組織的一體化，並確保自下而上地建立問責制。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流行病學
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席捲歐洲的霍亂流行病推動了全球進入“傳染病外交”的新時代。各國認識到傳染不會止於邊境，因此，多邊合作對於保護公民免受致命性流行病的危害至關重要。19世紀下半葉，細菌理論的發展改變了人們對傳染原因的認識，爲科學研究和臨牀反應提供了依據。科學的認識進一步轉化爲疫苗和抗生素，而且兒童保健、衛生、清潔水和衛生設施在20世紀變得很普遍。結果，麻疹和腮腺炎等兒童疾病變得少見，天花最終被根除了，除少數國家外，小兒麻痹症幾乎被消滅了。許多人認爲傳染性疾病很快就會成爲歷史。人們經常引用Frank Macfarlane Burnet爵士在20世紀70年代的講話，他說，新疾病的出現遙遙無期，“傳染病的未來將非常黯淡”。
圖2：基因組學儀器
儘管高收入國家把醫療保健的重點轉向了非傳染性疾病（這些疾病對本國公民的健康構成了相當大且日益沉重的負擔），但傳染性疾病並未消失。瘧疾和結核病等一些地方性傳染病不易被消滅，而新型的流行性與大流行性疾病又出現了。埃博拉病毒是在20世紀70年代首次被發現的，艾滋病病毒是在20世紀80年代，尼帕病毒是在20世紀90年代，SARS病毒和MERS病毒是在21世紀初，此後又發現了更多的病毒。傳染病流行病學領域的研究遠未變得“非常乏味”，它有時甚至難以適應疫情的發展：早在1990年，倍受尊敬的研究人員就利用19世紀的流行病學“法則”來預測艾滋病的流行，然而事實證明這些預測值被大大低估了。其它領域的進展爲流行病學的發展提供了新機遇。2001年，《國際流行病學期刊》的編輯們挑釁地問道，如果有一天，基因組學解釋疾病的能力超過了流行病學家描述疾病的能力，那麼流行病學的研究是不是該結束了。他們的結論是，基因組學有可能像一個世紀前細菌學理論的興起一樣，對流行病學產生積極的影響。
流行病成爲新常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至少有150種影響人類的病原體被確定爲正在出現、正在重新出現或正在進化，而抗菌素耐藥性的不斷增加，有可能使瘧疾等以前得到控制的傳染病變得無法治癒，這也限制了我們控制其流行潛力的能力。人口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一趨勢：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變得更城市化而非農村化，在人口稠密的地區聚集了大量的人口（通常還有動物）。農業和林業實踐正在改變人、動物和我們各自棲息地之間的關係。世界各地的旅行更加便捷，因此移民、貿易和旅遊使更多的人互相接觸，從而影響疾病的傳播。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和環境有較大影響，尤其是在改變疾病媒介的棲息地和遷徙習性方面。醫療系統薄弱的國家不大可能在不損害日常服務的情況下應付多種緊急需求或從中恢復過來。國家結構和國家機構中的不公平和不信任加劇了人民的脆弱性。衝突增加了流行病的風險，使得應對流行病幾乎是不可能的。
自2000年以來，世界上爆發了幾起埃博拉疫情（包括歷史上最大的兩次），更不用說SARS、MERS、Nipah、甲型H5N1流感病毒、黃熱病、寨卡病毒（ Zika）和登革熱的持續傳播了。各種流行病相互重疊、相互碰撞，但全世界目前尚無能力應對多種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造成的日益沉重的負擔。因此，爲流行病做預備，需要將全球衛生、經濟和政治系統整合起來，就像將傳染病流行病學、轉變研究和開發、社區參與整合起來一樣。
應對疫情的主要領域
管治和基礎設施
流行病代表着跨越國界和整個社會的共同風險。醫療系統、日常保健、對政府的信任、旅行、貿易和商業，所有這些都會在疫情期間受到破壞。面對如此廣泛的風險，預備工作和應對工作必須由國家全權負責和領導，得到國際上的支持，並在全社會推行。一些舉措已開始建立框架，以實現這種協調。例如，世衛組織的大流行性流感防範框架（ 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Framework）集結了各國、各行業、其他利益攸關方和世衛組織，以實施全球性的大流行性流感防範和應對措施[3]。
應對疫情的重點是通過國家和地區的公共衛生機構建立協調的地區和國家專業知識、資源和能力。這就給自身帶來挑戰：機構治理、領導能力、協作和干預措施必須無懈可擊，否則不端行爲可能會激增。濫用應對疫情的資金、資源和人力本身就是令人厭惡的，這也會損害人民對應對疫情組織的信任，從而延長疫情的爆發。
治理的關鍵組成部分包括提前起草政策，並願意在流行病期間執行這些政策以收集和共享數據。這些政策必須足夠靈活，以使受影響的社區和國家能夠保留對應對措施的自主權，同時利用國際專業知識來尋找儘可能最佳的應對措施。治理還應包括疫情爆發期間疫苗和治療的批准流程。然而，很顯然，領導、治理和實施的重心必須放在最需要的地方，這樣才能真正發揮領導、治理和實施的作用。
1971年，Julian Tudor Hart提出了逆向照顧法則（inverse care law）：“優質醫療照顧的可得性往往與服務對象的需求成反比”。類似於逆向照顧法則的知識可以應用於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方面。傳統上歐洲和美國更傾向於使用這些領域的專業知識。當然，高收入國家也不能免遭與流行病相關的破壞，特別是在謠言傳播和對當局和公共衛生機構日益不信任的時代。然而，重心必須轉移，使得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分佈式合作中心網絡能夠共同覆蓋現實中迫切需要這些技能的地區。國際合作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加強中低收入國家的流行病學、公共衛生和實驗室能力也至關重要。協同的干預措施不應僅限於重大疫情爆發時，而應納入常規的互動中。
圖3：逆向照顧法則——優質醫療照顧的可得性往往與服務對象的需求成反比
地區和國家疾病控制中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可以支持能力、資源、專業知識和治理。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除了保護美國人口外，還在世界各地提供其專業知識。2004年，歐洲疾病控制中心開始運作，2015年中國疾病控制中心開始運作，2017年非洲疾病控制中心開始運作。這些中心之間的網絡和聯繫加強了它們的所有工作，並對中低收入國家的公共衛生系統產生了積極影響，當然，它們在改進數據共享和實驗室使用方面還有更多工作可以做。
參與和溝通
在19世紀30年代席捲歐洲的霍亂浪潮中，整個歐洲大陸都發生了騷亂：醫生、護士和藥劑師被殺害，醫院和醫療設備被毀壞。今天也有類似的報道，通常來自那些事前沒有與公共衛生機構積極合作的社區。因此，國家或國際的公共衛生團隊只是爲了應對一種“新的”疾病，社區和這些團隊之間的合作，不能假裝互相信任，而必須雙方都互相信任。社區必須在疫情爆發之前就開始參與，確保病人、其家人和其社區成爲所有公共衛生的中心，這對於成功預防和應對流行病至關重要。沒有社區的支持，就沒有公共衛生。
例如，如果有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公共衛生機構建立基於社區事件的監測系統，這將改善疾病事件的早期發現。社區是第一個知道什麼時候發生了異常事件的集體，因此，培訓和動員社區志願者報告這類事件，是迅速發現疾病並從根源上控制疾病的一種低成本高效益的方法。這也將有助於維持社區和應對疫情的組織之間的合作。此外，改善社區和公共衛生系統之間的信息流，有助於更好地瞭解當地社會網絡，以追蹤個人和地方之間傳播鏈，作爲其它追蹤手段的補充。信息流中的一環可能是社區本身，也可能是看到一羣生病的動物的獸醫，或者是在基層醫療中照顧病人的護士和醫生，或者可能是在公共衛生機構中經常被遺忘的團隊，例如在重症護理機構中工作的團隊；令人震驚的是，Nipah、SARS、MERS和甲型H5N1流感的第一個病例都是由重症護理機構的臨牀團隊發現的。
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涵蓋全社會的方法是具有挑戰性的，在發生衝突的地區或衝突發生後的地區，這些挑戰可能會更大。戰爭和衝突增加了流行病的風險，因爲人們四處躲避暴亂，醫療服務變得更加難以維持；並且戰爭和衝突使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容易受到干擾，從而降低其有效性。而且，溝通不暢、互不信任、疾病會和暴力相互助長，形成惡性循環。然而，即使是在不穩定的情況下（例如2018年8月埃博拉疫情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北基伍省和伊圖裏省蔓延），讓當地社區參與公共衛生應對仍然是最重要的。在政治不穩定的環境中應對流行病將變得更加普遍，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技術熟練的談判人員及維和人員必須更好地融入應對小組，因此，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受影響社區和外部應對人員必須對這樣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環境有更深入的認識。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在將他們的技能和知識應用於流行病的應對，近年來他們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社會科學以社區爲重點，使流行病的應對變得人性化，幫助人們增加對防疫工作的理解，並揭示防疫工作或當地應對舉措與傳播風險之間的聯繫。人道主義行動社會科學平臺（Social Science in Humanitarian Action Platform）已經成功地向公衆提供流行病發生地的快報和簡報。全球傳染病防控研究合作組織（Glob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paredness）也建立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資助者論壇來推動該領域的研究，他們認識到，在疫情的預備和應對中社會科學經常缺位，或者事後纔想起來用社會科學來解決一個本應該被預見的問題。流行病應對者和社會科學家如何充分利用彼此的專業知識？社會科學的數據如何適應應對流行病的更廣泛的信息架構？對於這些方面，我們仍有許多東西要學習。
例如，21世紀利用行爲監測來應對疾病爆發將是至關重要的。行爲監測有助於提高對艾滋病病毒的認識，對確定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風險人羣非常關鍵。在我們應對未來的傳染病時，人類行爲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例如，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爆發可能始於2013年12月之前，但是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發現在醫院傳播和傳統的掩埋做法是其迅速傳播的主要原因。
新興技術
移動電話、無線網絡連接和社交媒體活動的日益普及，提高了利用這些工具來收集數據進行分析（如流行病學研究、診斷、埃博拉疫情期間的人口流動分析或流感發病率的實時分析）的可能性。未來在預測技術、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發展將爲走向“精準公共衛生”帶來更多機會（如方框2所示）。
方框2：精準公共衛生
然而，使用人們提供的數據正受到嚴格的控制，而且，如果沒有在國家級別上證明監測系統的總體有效性，說服各國投資一個新的監測系統將是一項挑戰。即便如此，基於技術的解決方案也應與基於社區的方案和其它現有的流行病預備和應對系統集成在一起，因爲在不同國家、地區和社區之間實現標準化時，監測工作更爲有效。爲此，科研人員正在開發一套指南和開放獲取的標準化工具，用於報告疾病病例、同意書、標準操作程序和培訓材料、經過適當驗證的診斷方法以及諮詢公共衛生和獸醫衛生質量保證小組的渠道。市民參與數據收集的上升趨勢也值得鼓勵——使用蚊子識別程序可以收集到遠超出監測常規蚊子收集到的數據。這樣，市民就可以將信息輸入到公共衛生系統中，並且反饋迴路提供了一種快速直接的方式，向市民提供他們可以採取的可能行動的詳細信息。
基因組流行病學領域的快速發展不僅可能有助於診斷和監測，還可以提供信息，以跟蹤埃博拉等病毒在流行病期間的演變。有時候，它可以比傳統的流行病學更好地檢測到疫情的爆發，這說明有必要把這些工具放到同一個工具箱中。2018年尼日利亞暴發大規模拉沙熱（Lassa fever）疫情，在這期間，實時基因組測序提供了明確的證據，表明這種快速增長不是由於單個拉沙病毒變異，也不是由於持續的人際傳播。相反，這次疫情爆發的特徵體現在地理上形成病毒多樣性，因爲主要河流阻礙了齧齒類動物宿主的遷移，這些發現對於控制疫情至關重要。
在中低收入國家，在地區和國家兩級，用適當的生物信息分析技術來進行實時測序，這種能力的發展和維持將是一項挑戰。此外，對相對高科技能力（如實時測序）的投資正遇到其它更爲基礎的需求的競爭，例如初級實驗室的設備和培訓。中低收入國家還必須在各種流行病之間培養政治參與：如果缺乏政治意願，即使有建設能力，在疫情期間提供技術和實驗室支持也是不足以應對疫情的。然而，如果有適當的準備，並且有可獲得且可信賴的數據共享和治理機制，資源有限的實驗室也許能夠在二十一世紀發揮作用。
研究及發展
疫苗接種是最有效的公共衛生干預措施之一，必須鼓勵研發疫苗的新型策略，例如自2015年以來埃博拉疫情期間使用環形接種法作爲臨牀試驗設計。在2013-2015年西非流行病爆發之初，基於長期的臨牀前研究歷史，候選疫苗已經在開發中，但還要及時進行臨牀試驗纔有效，這仍然需要做大量工作。2015年，寨卡病毒在國際上首次被公認爲可能導致出生缺陷的病原體，當時幾乎沒有任何研究，也沒有處於研發後期的疫苗。兩年半後，儘管仍存在進一步發展的挑戰，但已有三項 I 期臨牀試驗報告了結果。這類產品缺乏高盈利的市場，這意味着製藥公司缺乏在流行病之間開展這項工作的動力。諸如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這樣的組織正試圖積極地破壞流行病疫苗的融資模式，而國際協調小組（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Group）維護着腦膜炎球菌疫苗、黃熱病疫苗和口服霍亂疫苗的庫存，以最大程度減少由於生產能力有限而造成的潛在延誤。
圖4：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組織
同樣，如果要使用研究性治療方法或疫苗來應對某種流行病，就必須事先與處在危險之中的社區一起規劃倫理準則，管理知情同意並將倫理準則引入臨牀環境中（如方框3所示）。一旦方案可行，應立即創建臨牀試驗設計。重要的是要考慮如何將得到的數據添加到以前的試驗中，並影響未來流行病的試驗方法。例如，2013-2015年埃博拉疫情期間的研究使治療藥物取得了進展，目前正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持續爆發的疫情中試驗該藥物。流行病期間和流行病之間的科學進展必須與其它工作流相匹配，例如供應鏈物流的準備和與高危人羣的溝通。必須爲未來的一系列疫情制定計劃，以進行適應性的、多年的、多國的研究。類似的計劃需要繼續進行臨牀前研究，以確保未來有疫苗和治療方案可以使用。
方框3：流行病倫理學
一體化健康
“一體化健康（One Health）”一詞表明人類、動物和生態系統的健康是緊密相連的，需要在彼此的背景下進行研究（如圖3）。環境的變化，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爲的，都會以多種複雜的方式影響病原體、病毒媒介和宿主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地方病、流行病和人畜共患病的發生或減少難以預測，而動物疾病的流行可能對社區獲取食物構成挑戰。由於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中有大量的病毒、細菌和寄生蟲，對潛在的人畜共患病的監測成爲“一體化健康”流行病規劃的一個固有部分。現在，世界各地的許多機構和國家都在使用優先級排序工具，例如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或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開發的優先級排序工具，以此來確定和優先考慮所關注的人畜共患病。一個早期的先例是，世衛組織、糧農組織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在2004年就出現的人畜共患病進行聯合協商。瞭解人畜共患病宿主中的疾病生態學可能有助於產生預測人類疾病風險的方法，從而爲智能早期預警監測系統提供基礎。
圖5：相互作用的生態系統
在流行病學研究、疫情預備和應對方面資源有限的個別國家必須自己決定優先級。然而，傳染病並不會止於邊境。同樣地，”一體化健康”的跨學科性質意味着存在多個不同的視角，不同部門可通過這些視角評估風險和優先級。無論是人類健康還是動物健康，無論是生態學還是社會科學，我們必須考慮到多方面的因素，這樣“一體化健康”的方法才能起作用。
經濟復甦
流行病不僅僅造成死亡和衰弱：它們增加了醫療系統和醫療工作者的壓力，並從與該流行病沒有直接關係的服務中吸取資源。這可能會在人民、政府和醫療系統之間留下不信任的後遺症，儘管疫情後也有發現更積極的結果：加強了社區與公共當局之間的關係。據估計，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全部社會和經濟代價高達530億美元，其中包括對醫療工作者的影響、17000名埃博拉倖存者的長期狀況以及西非以外地區的治療、感染控制、篩查和人力部署的費用。隨着醫療資源越來越多地用於應對埃博拉疫情，入院人數下降，其它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明顯增加，預計費用增加了188億美元。具有強大醫療系統的高收入國家可以承受這種壓力，但在低收入國家，這種壓力可能很快達到臨界點。
埃博拉病毒幾乎奪去了幾內亞1.5%的醫生、護士和助產士的生命，塞拉利昂是6.85%，利比里亞是略高於8%。相比之下，這些國家的人口死亡率在0.02%至0.11%之間。估計該損失對產婦死亡率的影響，結果表明，自該流行病結束以來，每年可能有數千名婦女死於分娩。除了如此多的醫護人員慘死外，人們在疫情期間不太可能使用兒童或成人的醫療服務，這表明人們對醫療機構的信任度下降，甚至是擔心。最近，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一些受2018年埃博拉疫情影響的地區，醫療機構推出了免費的非埃博拉醫療服務，導致了大量的需求。然而，醫療機構沒有額外的足夠的資源來滿足這麼多人，這可能導致醫院內感染。
在疫情宣告結束之後，倖存者也需要得到長時間的照料。在巴西，有3000多名兒童出生時患有小頭畸形症，因爲他們的母親在懷孕期間感染了寨卡病毒，這個羣體的數量還在增長。跟蹤這些兒童的成長情況有助於增加對感染寨卡病毒的影響的瞭解，並有助於確定受影響家庭可能需要的醫療和社會支持，因爲許多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會出現嚴重的發育遲緩。
展望
二十一世紀流行病帶來的挑戰是真實的，而且在不斷變化：衝突、貧窮、氣候變化、城市化和更廣泛的人口轉變將加劇未來的流行病。在我們的應對措施中，我們不能把流行病看作是離散事件，而是應該看作是有關聯的週期，併爲之做好準備，即使我們無法預測具體的疫情。接下來的挑戰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區域，正確的規模上選擇正確的應對措施。需要多加強調的是，吸取和利用每一個事件的積極教訓，避免導致消極結果的教訓。
我們培訓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的方式必須改變，這些人員來自與當今流行病相關的各個領域。現代的能夠描述流行病特徵的方法，以及控制流行病的最佳方式，必須超越對流行病學的狹隘定義，這種狹隘的定義在各個學科之間存在人爲的障礙。相反，它必須能夠整合各種既定的和新興的科學、人文、政治、外交和安全領域的工具和實踐。我們認爲，這種做法必須成爲世界各地公共衛生學校課程的規範。
不僅要培訓新一代的流行病學家，使他們掌握技能、知識和網絡，以識別和利用一切可用工具，幫助他們有效開展工作，還必須調整應對流行病的整體架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維持全面的有效的應對措施，包括預防和研究，以便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們都能遏制流行病，保護人民的生命。
參考文獻
[1] Lilienfeld, D. E. Celebration: William Farr (1807–1883)—an appreciation on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Int. J. Epidemiol. 36, 985–987 (2007).
[2] McLellan, J. S. et al. Structure of RSV fusion glycoprotein trimer bound to a prefusion-specific neutralizing antibody. Science 340, 1113–1117 (2013).
[3] WHO. 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Framework for the Sharing of Influenza Viruses and Access to Vaccines and Other Benefits (WHO, 2011).
譯者：王佳純
審校：Frank Xu
編輯：張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