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巨獸的陰影裏行走:錢德勒的糙與禪

文/寶木笑

狄更斯那一句“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讓無數人心醉而嘆息。最好的文字爲何總是能穿越時空的限制?因爲直指人心這種事情什麼時候都不會過時。狄更斯的話也許也很適合上個世紀,那是一個人類最大規模戰爭發生的時代,也是一個人類最高速發展的時代。人們用“工業巨獸”來形容那種宏大迅猛的技術爆發和生產進步,人們用“水泥森林”來描述那種城市躍進的繁花似錦和孤獨妖冶,一切都在崩塌,一切又都在重建。特別是上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從二戰的熱戰到美蘇的冷戰,從絕望的廢墟到急速的復興,人類第一次感到自己神經的脆弱和價值體系的顫抖。文學在那個時候也同樣被裹挾和共振,更像是人類在極度的焦慮和亢奮下肆無忌憚的表達,造就了無數的大師和經典。

無論什麼時代,所有能夠有意無意感知這種人類整體心理走勢的作家,都必將不朽,比如雷蒙德•錢德勒。這位19世紀的“80後”在20世紀的前半程成爲傳奇,身前聲名顯達,擁有着令人瞠目的“粉絲團”。我們國家的“讀書種子”錢鍾書對其讚不絕口,日本的村上春樹甚至將其視爲自己的畢生的偶像。而在歐美,錢德勒的影響更加深刻,其備受艾略特、毛姆、加繆、奧登等大家的推崇。至今,歐美文論界依然認爲錢德勒與海明威、福克納等人代表着美國小說的最高峯,即1920-1950的美國文學“史詩時代”,他們就是美國本土文學的代言人。

有意思的是,如果讓錢德勒自己面對這樣崇高的評價,他也許會相當不屑一顧,甚至嗤之以鼻。因爲錢德勒並不是我們通常印象中的文學大師——溫文爾雅、禮貌謙和、一身如蘭書卷氣、一世如雷賢者名。前不久,尼古拉斯•雷諾寫了一本不錯的海明威傳記,用《作家、水手、士兵、間諜》爲其命名,感慨海明威一身的“硬漢氣”。某種程度上,錢德勒和海明威在骨子裏極爲相像,他們都屬於那種不甘於某種模式的人,他們極不安分,一生劍走偏鋒。他們在酒精的浸泡中絢爛自己的文學才華,在衆人的推崇裏打爛自己的生活,你喜歡或者不喜歡他們,他們都從不在乎,他們只是鬍子拉碴地走出烏煙瘴氣的酒吧,叼着雪茄晃晃蕩蕩與你擦肩,然後背對着你伸出V字手勢或者一根中指。

這像極了錢德勒《漫長的告別》中的“硬漢偵探”馬洛,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活得很“糙”。馬洛不是“神探”,相反,他只是在洛杉磯這座大都市裏想盡辦法生存的一員。《漫長的告別》中的馬洛42歲,單身,喜好菸酒,葷素不忌,玩世不恭,滿嘴段子,渾身帶刺兒,幹着私人偵探的活兒,收入微薄,有朋友,但又好像和誰都處不好關係,有點兒憤青又有點兒中年油膩。馬洛絕不是金庸先生筆下的大俠,更像古龍先生小說裏的浪子,這是一個一邊搖晃着身體驅散酒勁兒,一邊用毒辣眼光審視行人的人,在他貌似萬般隨意的表象下,是對人心和社會入木三分的洞悉。所以,當帥氣而有禮貌的男人特里醉的一塌糊塗,連同行女伴、富豪女兒西爾維婭都嫌棄離開的時候,馬洛收留了特里。

馬洛確實屬於那種閱盡江湖的老辣角色,他接觸特里不久就看出,這個男人不會是一個完全的好人,他一定會闖禍,但也並不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混蛋,他幹不出大事。《漫長的告別》就這樣在一種似乎很莫名其妙的怪異氛圍中展開了自己的故事。後續的故事完全印證了馬洛的眼光,但也將馬洛牽扯到無數麻煩中:特里的妻子西爾維婭被人殺了,特里嫌疑重大,驚慌失措,馬洛仗義出手,將特里送至機場;一位叫做艾琳的女士又找到了馬洛,要求馬洛保護自己免受酗酒丈夫、作家羅傑的傷害,結果羅傑卻神祕地被殺了……馬洛接連陷入兩起命案的旋渦中,甚至因此而短期入獄。可以這樣說,馬洛偵破案件的過程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樣行雲流水,甚至一路走得踉踉蹌蹌。

錢德勒就這樣用包括《漫長的告別》在內的七部長篇和一系列短篇,共同爲這個世界塑造了一個我們既陌生又熟悉的經典形象。這是個與以往偵探小說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的男主,是一個臉上總是帶傷的中年漢子,總是讓生活的油膩黏住偵探本應有的光輝。《漫長的告別》中對此經常有精準的描述:“我翻下牀,摸索着找拖鞋,意識到我睡了不到兩個小時,我覺得自己像是在油膩的小餐館吃下肚但只消化了一半的飯菜,我的眼皮粘在一起,嘴裏灌滿了沙子……我放下電話,走進衛生間,往臉上潑了幾捧涼水”。這與我們熟悉的古典推理偵探小說是完全不同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爾筆下的神探波洛和福爾摩斯顯然是完全貴族式的設定,比如波洛對於煮雞蛋形狀近乎強迫症式地追求,福爾摩斯完全英倫貴族範兒的穿衣品味,這些都讓馬洛相形見絀。

然而,馬洛自然是不會在乎自己是否有所謂的足夠體面,因爲不但他是一個很糙的人,錢德勒在內心更是有一種以“糙”抗“貴”的執念。錢德勒在文本創作上有一種很糙的肆無忌憚,他對舊偵探小說傳統的打破帶着一種橫衝直撞。古典推理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那種經典要素,比如鄉村、別墅、密室、死屍、貴族、大家庭、衆多嫌疑犯、出人意料的真相等這些,在錢德勒的小說中都被統統拋棄。甚至錢德勒還有些意氣用事般反其道而行之,他的小說系列沒有通常的智力推理過程,尤其沒有最後大家圍坐一團,聽偵探抽絲剝繭得出結論的高潮。錢德勒小說在情節設置上“糙”得大膽,“糙”得驚人。比如,《漫長的告別》就延續了整個系列的風格,我們看到的就是很糙的馬洛開着一輛很糙的車跑來跑去,他一會兒混跡酒吧找線索,一會兒又和某個金髮性感的女郎曖昧一下,一會兒打別人,一會兒被人打……我們在這個過程裏,實質上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與傳統意義上的偵探小說做了一次“漫長的告別”。

這就是錢德勒的高明之處,明明大張旗鼓地告訴你:“哥們兒,我是在寫一部傳世的偵探小說”,但你讀着讀着就會不再用懸疑的標準去看待他的文本,像阿城所說:“看錢德勒的小說,哪怕你事先知道了結果,也不妨事。”因爲在錢德勒貌似很“糙”的文本反叛背後,有一種類似“禪”的東西在絲絲縷縷滲了出來。禪宗最推崇《金剛經》,而《金剛經》的核心要義無非六字“破相、去執、無我”,按最籠統的理解就是對於形式的解脫和對於內心的觀照,這其實在錢德勒和馬洛的身上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印證。這也就解釋了這樣一個事實:爲什麼那樣一個不能讓讀者感受到十分燒腦的系列,那樣一個離風流倜儻、玉樹臨風十萬八千里的大叔,能夠被美國偵探作家協會票選爲150年推理小說史上男偵探第一名,錢德勒也被評爲最好的偵探小說家。

但如果錢德勒僅僅停留在這種文本架構和人物塑造上的“糙”,那不管是他還是馬洛一定會是完全失敗的。最終是一種類似“禪”境的出現,讓馬洛系列實現了好似“置之死地而後生”般的涅槃。前面提到如果按照古典推理偵探小說的閱讀習慣,我們對馬洛是陌生的。但同時我們又是熟悉的,這是因爲馬洛讓我們感覺到更加真實,就像是我們自己能夠在酒吧裏遇到的另類大叔。對許多人來說,錢德勒也許一生“不靠譜”,他通過“公考”,結果在海軍部上了幾個月班就直接跑了,他愛上朋友的老婆併成功把對方追到手,進入一家石油公司好不容易升任副經理,卻在1932年因爲酗酒和與女職員屢傳緋聞而被公司解僱……但是從文學角度,錢德勒在馬洛這個角色的塑造上非常“靠譜”,在那很糙的運筆背後,是異常清醒而剋制的深思——他並未將那個我們熟悉的另類大叔帶到另一個極端,沒有乾脆順勢就把馬洛設定爲“怪蜀黍”,雖然也許那樣會讓作品在短期內更具顛覆性和獵奇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錢德勒和馬洛是有禪意的,他們的“糙”只是表象,只是皮囊。“明心見性”是禪宗最爲關注的根本,《密庵語錄》那段“飢則吃飯,困則打眠,寒則向火,熱則乘涼”和禪宗第五十祖濟公活佛的“他人修口不修心,唯我修心不修口”,也許能夠讓我們初步明白在馬洛身上“糙”與“禪”之間微妙的關係。馬洛確實算得上是一位“修心不修口”的典範,用我們今天的話說,這位大叔很“毒舌”,嘴上從未吃過虧。他會用最帶刺的“惡語”懟得美女方寸大亂,就像《漫長的告別》中他模仿琳達父親的語氣對琳達放了一頓連珠炮:

“……你老頭子對他說什麼?‘逃到墨西哥吃自己一槍吧,小老弟,家醜不外揚,我知道我女兒是個蕩婦,十幾個酒醉的雜種裏隨便哪個都有可能兇性大發,把她漂亮的臉蛋塞進她的喉嚨眼,但那是偶然事件,小老弟,她嫁給你是因爲需要一塊遮羞布,你就是那塊遮羞布,要是你能跑掉,消失得無影無蹤,那當然最好,但要是被人發現,就自我了斷吧,咱們太平間見’。”

馬洛很多時候又會像在《高窗》中那樣,很江湖地跟夜總會招待“逗悶子”:

招待沒有好臉色地問:“不喝點兒什麼?”

馬洛:“來一杯幹馬提尼吧。”

招待:“一杯馬提尼。乾乾的。”

馬洛:“好吧。”

招待:“是用勺子舀,還是用刀叉切着吃?”

馬洛:“切成絲吧,我嚼着吃。”

錢德勒有意無意間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文學形象大類,即硬漢派偵探,或者說是“以糙入禪”的人物類型。馬洛有着看似冷酷的憤世嫉俗,在《漫長的告別》中,面對富豪女兒的示好亦或警察的友情,他開始都是非常冷淡、很不友好地迴應。馬洛在一些辦案細節中,特別是面對三教九流的“江湖混子”的時候,有時簡直就像是一個卑鄙的人,即使是在平時生活中,他也無時無刻不在抖段子,說風涼話諷刺人。但馬洛和“怪蜀黍”本質的不同,或者說“由糙入禪”與“由糙入鄙”根本的區別就在於,馬洛們將內心的善良、良知、底線和人性光芒,隱藏在了他們刻意表現出的憤世嫉俗和葷腥不忌的芒刺背後。

馬洛這類老江湖其實非常明白,“遇人不淑”是這個世界的常態。他們遇到的客戶往往都不是什麼誠實的人,就像《漫長的告白》中,不管是馬洛仗義相助的特里,還是主動求助的艾琳,他們需要馬洛的幫助,但卻不肯將自己的全部故事告知對方,甚至還會想方設法去利用馬洛。硬漢派偵探、那些活得很糙的馬洛們,經常會因爲“弱者”說謊而身處險境,特別是那些看似單純柔弱、金髮碧眼、身材迷人實則虛僞致命的美女們。然而,馬洛們會將這世間的善與惡、是與非堅持到底,他們不會因此而像很多人一樣墮落靈魂,順勢一滾,他們總是以很狼狽的姿態、很邋遢的狀態,給這個世界“好好上一課”。

很多人說,明代曹學佺的那幅對聯“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很有禪意,如果從馬洛的人物形象看,確實如此。而錢德勒顯然將這種“由糙入禪”的功夫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化。錢德勒很糙地打破古典懸疑神探的皮囊,塑造了百無禁忌的新偵探馬洛,是爲“破相”。古典懸疑時代的偵探往往是超人,突出的是智商和學識,而錢德勒筆下的偵探突出的是性格和血性,古典懸疑偵探的英倫傳統被他很糙地打碎,溫文爾雅的紳士風度轉向了更接地氣的陽剛之美。錢德勒直接放棄對於懸疑燒腦情節和詭譎敘事手法的執念,鄙視一切造作的懸念和炫技的敘事,是爲“去執”。錢德勒所有的小說使用的都是最基本的敘事手法(按照馬洛的行動而推動故事的發展),甚至“糙”到很多情節常常混亂不堪,對故事的發展不起什麼作用。錢德勒面對質疑坦然承認,就像無所顧忌的馬洛,但他也如馬洛般不會嘴上吃虧,反而宣稱“文學作品最持久的東西是風格”。

也正是在這種“由糙入禪”的意義上,錢德勒開拓的偵探小說經歷了“破相”與“去執”,最終以“無我”之姿實現了一次文學上的禪悟。錢德勒和海明威一樣,文筆粗獷,語言精練簡潔,但其比海明威更加有人間煙火氣,很有些“鬧市修行”的味道。錢德勒的小說都是第一人稱視角,幾乎不會直接出現偵探的名字,比如《漫長的告別》直到第八頁也就是小說的第二節,才讓讀者從警察口中知道,那個“我”名叫馬洛。隨後,錢德勒就以非常糙的神經將讀者“忘記”了,完全按照馬洛的視角開始了一切,將主要精力放在馬洛看到了什麼、他對此的想法如何,曲折而緊湊的推理故事被邊緣化,人物和對話卻被置於文本的中心。

馬洛彷彿一個披着粗糙皮囊的禪悟者,遊走於這個燈紅酒綠、光怪陸離的世界,他對外界的感知是如此精妙,讓讀者體驗到久違的快感。這種情況在《漫長的告別》裏表現得尤爲突出,面對敵視,就是“那個姑娘看了他一眼,眼神足可以戳進他的身體,再從後背透出4英寸來”,面對冷淡,那就是“寄宿學校的湯”,一個人的嘴小巧優雅,那就是“專爲親吻嬰兒而生”,尖利的嗓音則被形容爲“可以刮掉油漆”。馬洛這位禪者從來不在乎“口業”,所以纔會有這樣酣暢淋漓的白描:“值班的櫃檯人員是一個對我或任何事情都很漠然的蠢貨,穿着不成套的白色亞麻西裝,打着哈欠把筆遞給我,目光看着遠方,好像在追憶童年。”

至此,讀者得到了一種很玄妙的閱讀體驗,即一種“無我”感。在錢德勒出色的文字才華支撐下,讀者彷彿與馬洛融爲一體,他們新奇地發現那些平時熟悉的世界,原來還可以這樣去看待和評判。但是,錢德勒絕不會止步於這樣平庸的“通感”,馬洛的“禪”更在於他對於這個世界和人心一針見血的看法,錢德勒的小說向來以“金句不斷”聞名,在《漫長的告白》中尤其這樣:“世上沒有一個陷阱像你自設的陷阱那般害人”、“他有點壞,但正直、高貴、浪漫,他可能會誘姦一個公爵夫人,但他不會糟蹋一個處女”、“超過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險都一樣”、“永遠不要讓結局遮擋了故事的光芒”、“法律不等於正義,這是一種非常不完美的機制,如果你按對了鈕,而且夠幸運,正義也許會出現在答案中,法律意圖擔任的也只是一種機制而已”、“用心自省、找出自己本心,這是不尋常的天賦,大多數人一生要用一半的精力來保護從未存在過的尊嚴”……

一戰後的經濟大蕭條以及隨之而來的二戰,對於歐美最大的影響除了政治經濟,更在於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可以這樣說,那樣慘痛的經歷,將歐美自啓蒙運動以來積累的很多道德良知全部打碎。而二戰後出人意料的技術大爆炸和隨之而來的迅猛工業化,讓戰後的歐美瞬間又體驗到經濟迅速發展和物質生活迅速改善的快感。在舊的價值體系恢復緩慢,而外在物質世界的誘惑過於猛烈的合力下,那頭工業巨獸終於將身軀狠狠壓在了人類水泥森林的上空——道德良知失位、社會風氣敗壞、價值混亂、罪案頻發、人類的底線每天都在降維,人類開始真正生活在工業巨獸的陰影之下。也正因此,纔會出現錢德勒、海明威等人的“文體改革”,馬洛那些充滿機鋒的“金句式”的哲思,其實正是錢德勒發展和完善的“黑色體裁”,也是好萊塢後來“黑色電影”的靈魂所在。

這是因爲在工業巨獸的陰影裏行走,如果你不夠糙,你將失去行走的可能,但如果你沒有禪者的覺悟,你又必然會完全融入那片黑暗,失去作爲一個人的資格。所以,錢德勒才讓馬洛在《重播》中說“如果我不強硬,我就沒法活,如果我不文雅,我也不配活”,這裏的“文雅”實際上代指的正是一種內心的操守。正是如此,錢德勒最終完成了一種文學上的“返璞歸真”:讀者即使看到案件的結局,可能也已經忘了它是如何發生的,甚至主觀上就根本不再關注所謂的情節和推理,他們只是陶醉在一種純文字的感染力上,與馬洛一同實現着一次靈魂的重塑。更是在這個意義上,也許錢德勒對於今天的我們才顯得有些意味深長,因爲工業巨獸的陰影從未消失,而且正在逐漸擴散。狄更斯在維多利亞時代關於“最好時代”和“最壞時代”的感觸,同樣會觀照未來的人類,包括現在,而錢德勒顯然完成了一次對狄更斯的註解和延伸,且更加直指人心:

“普通人活得疲憊而惶恐,一個疲憊而惶恐的人負擔不了理想。他必須養家餬口。我們這個時代見識了公德和私德的令人震驚的退步。人們的生活遭受品質缺乏的戕害,你不可能期待他們擁有品質。大規模生產沒有品質可言。你不希望貨物的品質太好,因爲品質好就會太耐用。於是你用式樣替代品質,這是一種商業欺詐,旨在人工營造過時的感覺。大規模生產必須讓今年的貨物到明年看上去不夠時髦,否則明年的貨物就賣不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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