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寶木笑
永城在談到《國貿三十八層》的創作緣起時說：“故事不僅寫商業事件，更是寫被捲進故事中的人，描繪他們的喜怒哀樂、價值觀的扭曲。我希望能描繪出我們國家二三十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環境下翻天覆地的變化，描寫出財富迅速膨脹的過程中人的狀態的變化，包括傳統價值觀在發生鉅變之後，人們是怎樣的狀態。這也是我的寫作初衷。”地標對於人類有着特殊的意義，有的成爲一個地區和城市的明信片，有的成爲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圖騰。不管哪一種，都無一例外會承載着一種人的精神和情懷，鐫刻着時代的痕跡。一個像永城這樣的北京土著，如果想要描寫這樣的一個主題，抒發個人在其中的深切感受，表達這種複雜的時代與人性之間的交互作用，國貿確實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從天安門往東不到6公里，在“天下第一街”長安街上特別顯眼的龐大建築羣就是國貿建築羣了。這是北京中央CBD的核心區域，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國的某種核心。全球財富500強中的大多數選擇落戶這裏，皇家殼牌、俄羅斯天然氣、巴黎銀行、匯豐、蘋果、來寶、埃克森美孚、住友商事、聯邦快遞、香港怡和……國貿三期4.5米高的荷蘭皇家寶盾旋轉門、9米高的大堂、從以色列專程空運的金黃色大理石、鑲着金箔的仿古窗櫺、大堂上空4組500公斤的彩色玻璃吊燈、虎眼石鑲嵌裝飾的玻璃牆面和7米高的壁畫……這一切無不在無聲地對個體施加着龐大的威壓，一方面讓人產生無法抑制的渺小感，內心的尊嚴被碾壓殆盡，不知不覺中接受等級和規則。另一方面，又讓人容易產生無法扼制的狂熱感，內心的慾望被完全釋放，不知不覺中接受叢林法則，無所不用其極。
國貿在北京人和世人心中早已超越了CBD自身的意義，而這也成爲永城寫作《國貿三十八層》最爲主要的內核基礎。國貿已經成爲一種象徵，它見證了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迅猛發展，見證了財富和權勢在人羣中的井噴式蔓延，更見證了個人在這種宏大敘事中從外表到內心的多維蛻變。文本主旨越是宏大，筆觸卻越是需要落於微末，在虛構的國貿第三十八層，永城將焦點聚集在國貿“小社會”的三位所謂“底層”——費肯國際會計師事務所、SP律師事務所、香港快闊投資公司的三個女前臺。輝姐、Judy和郝依依在銀行家、投行經理、石油公司高管、律所合夥人等精英扎堆的國貿生態鏈中，顯然處於最下游，然而永城卻抽絲剝繭地以這三位人物爲切入點，引出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商業諜戰。
永城的這種設計，顯然是服務於他的寫作意圖的。這位90年代的清華畢業生，像所有國貿內的精英一樣，有着令人炫目的簡歷，留學美國，供職硅谷，跨國商業調查公司副執行董事、機器人工程師、國際註冊反欺詐調查師……這是一個草根意圖在國貿代表的時代大勢中逆襲的樣板，也是國貿吸引大量草根精英的最重要原因。即使這個社會越來越強調人脈和出身，越來越將潛規則視爲顯規則，但無數像永城這樣的人，當年依然抱着朝聖的心情，走入那扇四米半的荷蘭皇家寶盾旋轉門——他們相信至少在國貿，他們是有機會的。然而，永城要提醒他們的是，在那金碧輝煌的背後有着無數可以輕易摧毀個體的暗流，在那意氣風發的背後有着無數可以輕易改變人心的誘惑。再也沒有一種題材比跨國商業間諜案更適合這種提醒，也再也沒有一種題材更適合國貿本身的富貴氣息，更沒有一種題材能夠讓人性的複雜和無奈能夠得以如此肆意地宣泄。
所以，《國貿三十八層》首先必須完成作爲一部商業犯罪間諜小說的文本目的。這部分的完成度是比較好的，輝姐、Judy和郝依依捲入的商戰，在故事層級設計上不單薄，很厚重，香港豪門兩代人的恩怨作爲故事地基，足夠紮實。圍繞遠江銀行IPO主承銷權的明爭暗鬥，會計、稅務、關聯交易等方面設計的也足夠專業，特別是涉及到在BVI註冊離岸公司轉移王冠集團資產這個環節，顯示了永城豐富的專業素養。當然，間諜小說中燒腦的邏輯推理鏈也水準較高，沒有過多的一驚一乍，前半程幾乎沒有失分，小說後部還使用了古典推理小說的“衆人說案”的形式，一步步進行案件的覆盤，給小說後半程加分不少。尤其是其中一些橋段的設計很用心思，比如輝姐和情人老李的那場對手戲，老李故意說錯彼此屬相，將水晶小豬這個小禮物說成是輝姐送給他的，而非他送給輝姐的，用以讓輝姐警醒並意識到那個小物件中藏着驚天的證據，給人一種《風聲》鶴唳的感覺。
但這依然遠遠不夠，因爲永城在寫作這本書的一開始，就已經打定主意，不會單純寫一部商業間諜小說，他有更大的文學野心或者說情懷。這表現在《國貿三十八層》表裏雙層的文本屬性上，表象的文本屬性前面已經談及，是一本商業間諜小說，而內裏的文本屬性則很接近某種爵士腔調的女性文學。小說圍繞三位女性展開，70後的輝姐，80後的Judy和90後的郝依依，她們的身上展現了三十年經濟大潮沖刷後的女性世界。這個世界既體現了一種女性自我嬗變的過程，類似“我的今天是你的明天”，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後工業時代的今天，女性的多個側面，三位女性共同組成了一張立體的白領麗人的臉。比如，三位女性代表着女人在感情中的不同狀態，輝姐是某銀行支行行長的情人，一做就是20年，Judy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也面對着工作與生活、夫妻感情瓶頸等多方壓力，郝依依則處於“自由狀態”，與前男友分手，與霸道總裁曖昧。
誰也不能說她們的狀態是對還是錯，因爲在國貿這個恢弘的背景板下，整部小說充滿着一種“爵士時代”般的光鮮和嘆息。百年前的20世紀20年代，當時的美國正經歷着一個巨大的改變期。一戰雖然讓美國也遭到了創傷，但是遠離主戰場的美國得到更多的還是機遇。在世界傳統中心歐洲毀於戰火和龐雜矛盾之後，美國迎來了空前的繁榮，財富爆發式增長，整個社會和個人都在經歷着一場超級繁華帶來的狂歡，人們在爵士樂中消費、飲酒、跳舞、調情，享受着歡樂放縱的時光。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正是描寫的那個時代的美國，他因此被稱爲“爵士時代的桂冠詩人”，而《了不起的蓋茨比》也成爲展現爵士時代美國夢破滅的永恆經典。
美國本是一個清教徒起家的國家，特別是在建國獨立過程中，憑藉華盛頓、傑斐遜、漢密爾頓等國父的精英意識，這個國家一直充滿着理想主義的激情和良知。但百年前的美國開始崇拜商業和金錢，在巨大的繁榮和巨量的財富衝擊下，美國人的浪漫信仰和價值體系開始被顛覆，因此當時的美國人感慨道：“上帝已死，戰鬥打完，信仰破滅”。菲茨傑拉德筆下的蓋茨比是個典型的美國夢故事：一個社會底層的窮小子，從一無所有到最後進入上流社會。但這個看起來很勵志很熱血的故事最終卻以悲劇收場，蓋茨比不惜一切代價追求上流社會的象徵黛西，這個女人卻表面浮華、內心虛僞冷漠，讓蓋茨比一步步心碎。而當時美國上流社會的做派非常典型：即使他們知道蓋茨比是通過不法手段獲得的財富，但那些紐約的政要和商界名流，仍然頻頻光顧蓋茨比家的狂歡派對，但一旦蓋茨比落難，便開始對蓋茨比冷嘲熱諷、落井下石。
不知永城在寫《國貿三十八層》的時候是否想到了蓋茨比，但至少他的三個女主角讓人不由想起《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三個主要女性——黛西、喬丹和梅爾特。黛西的冷酷虛榮，喬丹的故作矜持，梅特爾的粗鄙淺薄，菲茨傑拉德同樣在塑造“爵士時代”的那張女人的臉。永城說他寫這本小說“更是寫被捲進故事中的人，描繪他們的喜怒哀樂、價值觀的扭曲”，也許更準確地說，他是通過女人來表述國貿所象徵的這個時代，畢竟女人才是這個世界的鏡子。女人本性外柔內剛且矜持謹慎，能夠改變女人價值體系的那些東西，一定來頭不小，甚至本身就代表着時代。比如，小說中90後的郝依依和70後的輝姐有一場情緒失控的戲，就非常能說明問題，一向以小鳥依人狀示人的郝依依爆發了：
“對！你都說對了！我把以前的男朋友甩了，因爲他窮！我想找個有錢人，我想嫁入豪門！那又怎麼樣？起碼，我夠膽量！我想要什麼，我有膽量去要！不夠好的，我也有膽量扔掉！我不會湊合！你呢？給人當小三，沒名沒分，也沒錢！義務勞動嗎？還一當就是二十年！當到人家不想理你了，還要爲人家上刀山下火海，你以爲這樣很崇高？很感人？根本不是！這隻能說明你沒膽量！是個可憐蟲！這才叫賤！”
如果一定要給《國貿三十八層》找到一種類似“雙璧”的東西，個人覺得郝依依的這段獨白算一段，而輝姐在小說接近結尾的一段流淚獨白，更是將整部小說的女性主義色彩和時代性描繪得讓人動容：
“我知道，知道你看不起我。你們這些給洋人打工的，根本看不起我們這些捧公家飯碗的，當我們都是廢人，除了磨洋工就是會整人，不會整人的也喜歡看別人被整，有本事的拼命給自己撈錢，沒本事的也變着法兒地佔點小便宜。我從小就沒什麼理想，當人家的第三者，一當就是二十年，我媽都不願意帶我走親訪友。可我再窩囊，也是個大活人！我沒偷沒搶，沒佔過國家便宜，憑什麼是人就能欺負我？單位欺負我，不讓我要孩子，我辭職去外企，老闆欺負我，當街把我罵個狗血噴頭……你們都欺負我，就因爲我沒錢沒勢，沒有厲害的爹媽，沒有漂亮的臉蛋兒！”
這其實已經不單純是郝依依或是輝姐的內心獨白，如果再加上婚姻中的Judy強忍巨大悲痛隱瞞了丈夫還能活半年的真相，卻遭遇了不知情的丈夫在這半年中出軌的戲劇轉折，這已經成爲廣大女性理性層面的價值觀和感性層面的心理淚的全域展示……她們每天忙忙碌碌，腳跟經常被高跟鞋磨破，被呼來喚去是她們的日常，強顏歡笑是她們的常態，在這個依然男權的社會，在那座象徵着通向上流社會大門的國貿，她們承受着各種壓力和誘惑。
但，誰憐我愴。
一部優秀的作品離不開豐富的時代內涵，單純將視角固定在商業諜戰不能實現文本自身的升級，當然也不能滿足作者內心的情懷。永城在這本書的自序中回憶了國貿一期竣工的1990年，那時他讀高一，他和北京上千名中學生一起參加了北京亞運會開幕式的背景操，那個時候全國只有一條地鐵線，還不到國貿。永城又想起自己十六年後來到國貿上班，他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西服革履地走進國貿大廈，內心難免感到幾分神聖……無獨有偶，《GQ》雜誌有一期專寫國貿上班族，非常有見地，文字也地道，上面說道：
“但每當追逐夢想的人成爲這棟樓裏的一員時，總會告訴自己，這是值得的，百米高的出租空間就像是一塊懸浮的新大陸，很難不讓人產生權力與財富盡在掌握的快感……穿梭於這51層寫字樓之間的男士大多穿一件熨燙平整的襯衫，領子多半漿過，套一件西裝，身材呈現出一種精明的瘦削；女士的標準配置則是以優雅見長的品牌服裝，穿西裝套裙則凸顯了一種更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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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人分高低貴賤，國貿的午餐時間，這種區分變得非常形象——地面上有中國大飯店西餐廳粵菜館，人均消費少說兩三百，那是公司老闆和高管們吃的，地下一層是人均消費六七十的一茶一坐和荷花泰菜，那是供總監和經理們吃的，再下一層纔是員工食堂，大鍋飯每份12塊，那是輝姐和Judy吃的。”
是的，這就是國貿所象徵的那塊時代背景板，它能夠讓人感覺神聖，感到一種內心的悸動和點燃，同時它也能讓人感覺殘酷，感到一種內心的焦灼和摧毀。就像《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所描述的“爵士時代”，當時最爲“高尚”和“守法”的商人，其理念和如今國貿精英們如出一轍——他們默默弱化着道德、忠誠、奉獻這樣的詞，更喜歡強調職業、團隊和性價比。只是在小說中的輝姐、Judy和郝依依看來，這些沉思再深刻都與她們無關，她們不想也不願關注那個宏大的背景，她們只是想獲得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女人的幸福。但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我們需要明白的是，有些東西雖然過時卻不應以各種理由被淡忘，請不要一身光鮮地墜入“爵士時代”。否則，我們也許就會像菲茲傑拉德在百年前感慨的那樣：“我們繼續奮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斷地向後推，直至回到往昔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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