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寶木笑
1979年大導演科波拉和馬龍•白蘭度、馬丁•辛、羅伯特•杜瓦等一干明星一起拍了一部叫做《現代啓示錄》的片子，這部片子以越戰爲背景，表現手法隱晦，但內涵卻非常深刻，直到今天仍然讓很多影迷着迷。如今“現代啓示錄”已經成爲一種符號，不但直指美國的越戰泥潭，更代表着一種全球化浪潮下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崩塌。當年還有這樣一段插曲，好萊塢金牌編劇米利厄斯在準備寫《現代啓示錄》劇本的時候，第一個想法就是要改編約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然而由於版權的原因最終無果。米利厄斯並沒有放棄，他將《黑暗的心》作爲《現代啓示錄》的主題寓言，重新寫了一個故事，精神內核依然是《黑暗的心》，最終獲得成功。
如今回想，如果《現代啓示錄》可以作爲一種全球化反思的標籤，那麼英國著名作家約瑟夫•康拉德似乎很有些“先知”的味道。所以，馬婭•亞桑諾夫在其康拉德傳記《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中，這樣描述自己在閱讀康拉德作品中的感受：“《黑暗的心》只是剛剛開始，當我繼續閱讀康拉德更多的作品時，常常會驚歎他那種‘看待世界的特有方式’竟然如同先知般得到了一一應驗”。康拉德的這種超越性也成就了這位哈佛大學的歷史教授，《守候黎明》拿到了2018年度全球歷史類圖書最重要獎項之一坎迪爾獎，還記得6年前的大獎作品，就是如今在國內依然很火熱的裴士鋒的《天國之秋》。
爲了這本傳記，這位哈佛女教授不惜隻身前往局勢十分動盪的剛果。按照馬婭•亞桑諾夫的說法，她非常想體驗康拉德百年前的傳奇之旅。確實，康拉德對於時代和文明的超前思維並不是產生於書齋的哲思，事實恰恰相反，康拉德彷彿是一名“霧都孤兒”，他的人生充滿着一種堅韌的偶然，那是各種創傷累積而成的“傳奇”。1857年12月，康拉德出生在沙俄統治之下的波蘭，《守候黎明》對此不惜進行了大篇幅考證。康拉德本名爲肯拉德，確爲波蘭貴族“什拉赫塔”的直系後裔。馬婭•亞桑諾夫在全書開始，便在使用一種全球化的筆法述說全球化的康拉德。開篇的“沒有家、沒有國”，除了點明康拉德幼時悲劇的佈景，更在於隱晦地指出了全球化的最終走向——人類將模糊疆界概念，文明將在碰撞中重組，個人命運將充滿偶然與必然的融合。
就像康拉德，如果不是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的歷史風潮，他可能會永遠生活在波蘭，在衣食無憂的環境中成長爲一位風度翩翩的貴族青年。然而，世界在距今百年之前雖未有全球化之名，卻已有了全球化之實，而康拉德家族和整個波蘭所面臨的正是這種全球化帶來的悲劇。康拉德的家族在波蘭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其祖父是拿破崙戰爭時代的老兵，曾經自費招募騎士團抗擊俄國人，而康拉德的父母都是積極的抵抗運動參與者。最終，康拉德的父母被俄國當局流放致死，體弱多病的小康拉德被送回外婆和舅舅家寄養。那是一個整個世界的邊界都在被打破的時代，個人的漂泊成爲一種必然。康拉德16歲時又隻身闖蕩法國，開始了長達20餘年的航海生涯，其間在申請法國國籍未果之後，康拉德加入了英國商船隊，從普通船員一直做到船長，並最終獲得了英國國籍。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並非一定是一個褒義詞，它充其量應該是一箇中性詞，代表的僅僅是一種趨勢——國家、民族、文化、技術、藝術等在這個趨勢中相互撞擊，可能會出現好的事情，當然也會發生很多壞的事情。康拉德的時代和他自己的經歷，顯然正是對這種情況的最佳解釋。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用馬婭•亞桑諾夫的話說就是“那個世界就是由那些‘遠在天邊的無名之地’和‘近在眼前的有名之地’而構成的，康拉德的人生，以及他所生活的那個世界，便是‘無名之地’和‘有名之地’遭遇碰撞的故事”。而康拉德作爲文學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這種碰撞之後水到渠成的必然，他的小說多基於豐富的個人經歷，是他在足跡遍佈歐、亞、非、拉美以及其間大洋之後的藝術再造。康拉德個人經歷的優勢，使其尤爲擅長海洋冒險小說，被譽爲“海洋小說大師”，在其生前就獲得極大成功（雖然這成功在他自己看來來的有些晚），並拉開了與吉卜林、史蒂文森等同時代“新浪漫主義”小說家的距離。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守候黎明》在康拉德的精神世界裏繼續前行，並最終抓住了康拉德對於今日世界最爲核心的現實意義——他超前的全球化思維。《黑暗的心》至今仍然是最受廣泛閱讀的英語小說之一，這部小說與《吉姆爺》、《間諜》、《勝利》等在內的13部長篇、28篇短篇和2篇回憶錄一起構建了康拉德的文學世界，也是他的思想殿堂。康拉德的全球化思維最直接的表象就在於，在這種思維下，他沒有像其他偉大作家那樣構建一個相對固定的故事地點，比如魯迅先生的魯鎮、莫言先生的高密。康拉德將他的文學世界置於極爲廣闊的地理空間跨度內，從歐洲到亞非拉各洲、從都市中心到偏遠村鎮、從燈紅酒綠的城市到廣袤原始的曠野、從繁華喧鬧的陸地到一望無際的海洋……他的小說也大多承載着更爲深沉的時代和命運主題，比如非洲與歐洲、文明與野蠻、個人與命運以及帝國主義、種族滅絕、心智癲狂、人性深處等。
更爲重要的是，康拉德這種充滿現代啓示錄意義的沉思，無處不在張揚着先知一般的超前。康拉德在長久的航海生涯中，在深入英帝國的海外拓展中，在一生的世界漂泊中，探討着全球化世界下的生活分支，比如角色錯位所引起的道德和物質影響、多族羣社會的緊張態勢和機遇、科技更新所導致的變遷與破壞，而這些對今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9•11”之後，西方世界與阿拉伯世界的矛盾變得激烈而更加血腥，這不由讓人們想起康拉德在1907年的《間諜》中，就已經描述了倫敦恐怖主義爆炸的圖謀。2008年金融危機讓抗議全球化的浪潮前所未有，而康拉德在1904年的《諾斯特羅莫》中，已經在探討跨國集團那些對賭的鬼把戲。當我們在新世紀的第一個二十年開始反思技術對於人類的反噬，當賽博朋克重新引起我們的重視，當基因改造和倫理危機前些天還在挑戰着我們的神經，康拉德在百年前的《吉姆爺》中就已經開始講述技術對於人類傳統的毀滅，以及人類內心良知在這種毀滅中的焦灼。難怪奈保爾曾經不無嫉妒地抱怨：康拉德怎麼會如此鬼使神差般“步步搶我之先”，如何就能夠在一百多年前就“思索我今日所識的世界”。
實際上，就像康拉德很不喜歡被貼上什麼“海洋文學大師”的標籤一樣，康拉德也許會將這種被人讚歎的超前性，舉重若輕地歸結爲自己命運的偶然。這位全名爲約瑟夫•特奧多爾•肯拉德•科爾澤尼奧夫斯基（康拉德爲後來自己所改）的船長，寫作一開始只是他的業餘愛好，就像如今很多朋友喜歡在網絡上碼字一樣。甚至康拉德二十世紀最佳英語作家的名頭也來的非常偶然，要知道講着波蘭語和法語長大的康拉德，直到21歲纔開始學習英語，也許當年心境的稍微改變就會使康拉德選擇完全不同的道路。並且，康拉德的外婆和舅舅家的條件依然不錯，家人在很多年裏是反對他選擇水手工作的。而康拉德在經濟拮据的前半生，爲了自食其力，更在意的是如何還上外債和活下去，他找了很多工作，也換了很多工作，但從未想過去做全職作家。
這裏就涉及到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爲什麼康拉德在這種種偶然中成爲了必然的康拉德。我們不妨先從康拉德的人生軌跡說起，貌似波蘭貴族康拉德是在數次偶然中輾轉到了法國，最終漂泊到了倫敦。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當時波蘭在俄國的重壓之下，國內很多人都在逃往西歐，那已經成爲了一股潮流。至於康拉德一生對於英國的難捨情結，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並不難理解，“日不落帝國”雖然面臨着各種危機，但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的世界，“在世界的每一寸海面上，英國商船隊均是漂浮着的最強商業力量”。在康拉德成長的19世紀60年代，英姿颯爽的航海生涯既符合當時全球化的拓張需求，其背後的冒險和探索精神，更符合19世紀後半葉的歐美心態——19世紀是人類技術和認知發展極爲迅速的時代。因此，無論是作爲當時被沙俄迫害的波蘭貴族的後裔，還是作爲一個嚮往西歐的東歐年輕人，康拉德選擇出海，選擇英國，都是當時一種較爲普遍的現象，是一種時代的必然。
就此而言，康拉德種種偶然背後的必然，其實是一種時代對於個體的反作用。但我們還必須從更深的角度挖掘，找出康拉德的思想成爲一種充滿超越感的現代啓示錄的原因。從最直接的原因來看，當時英語世界的作家絕大部分雖然嚮往着全球化的世界，但卻沒有像康拉德這樣親身用20年的時間，去感受那個全球化的世界——康拉德不但深入非洲剛果，更遠赴澳大利亞，還在東南亞逗留了不短的時間。更爲重要的是，康拉德的這種感受又絕非什麼田野調查一類的環球旅行，他從最艱苦、最貧窮的最低級水手做起，和非洲的奴隸、亞洲的僕役、歐洲的酒鬼等最底層人羣活在一起。而後來康德拉又一步步成長爲大型蒸汽輪船的船長，又有機會結識政府要員、跨國公司經理、殖民地軍官、土著部落首領等一系列高層，又能夠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反過來思考自己當年在底層見到的一切。這樣多維的樣本比對和隨之而來的深刻思索，並不是每個作家都能有的經歷。
如果進一步來看康拉德這種偶然與必然交織的人生，我們又會發現更多宿命一般的內涵，而這逐漸讓康拉德最終實現了思想的超越。康拉德從上世紀開始，一直就是文藝批評界的“顯學”，他的作品不但空間跨度驚人，而且涉及到道德良知、傷痕心理、政治困境、敘事變革、文化解構、後殖民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等文藝批評界幾乎所有最關注的範疇。康拉德的身世註定讓他對時代的宏觀之力有更多感觸，《守候黎明》描述了他的童年是如何目睹了父母的離世，特別是父親作爲一位愛國詩人是如何遭受致命的打擊。所以，終其一生，康拉德都從未忘記或原諒摧殘他童年的“大俄羅斯帝國壓迫的陰霾”，也從未忘記過那種個體在宏大時代面前，特別是在全球化面前的渺小感和無力感。當這一切遇到康拉德日後的航海經歷，當康拉德看到剛果黑奴是如何被嚴酷地壓榨和殘忍地殺害，當康拉德看到東南亞的生絲小廠無論如何努力工作都無法擺脫破產的命運，當康拉德看到歐洲的殖民者在肆意貶低其他文明並摧毀它們……康拉德內心中被激發出一種對於宏大歷史和全球化裹挾的深深沉思，同時在感性上讓康拉德在內心深處升起了一種深深的宿命感：“世界如同一個王國，無論你多麼執着地要自行其是，但都無法擺脫命運的軌道”。
正因此，康拉德從來不會給他的小說加上任何“光明的尾巴”。在康拉德的小說中，人物常常會面對種種人生的關鍵抉擇，但卻沒有什麼令人激動的“反轉”。在康拉德看來，承認歷史的必然是一名小說家的本分，你可以“欺騙命運”，也可以把過往塵封，你可以隨船共沉，也可以跳上救生艇逃亡，但不管怎樣，你還是會無法擺脫一個時代的大勢帶給你的一切。在那個最早具備全球化雛形的時代，英帝國誕生了兩位極爲重要的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他們都親眼目睹、親身經歷過殖民強國在海外的所作所爲，但他們最終的思考卻截然不同。吉卜林無限推崇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意識，處處顯示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優越性，作品中充滿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和高人一等的權力意志。而康拉德的作品相比而言很不討喜，雖然他依然對英帝國十分忠誠，但卻彷彿一個倔強的中年大叔，偏偏喜歡擰着一股勁兒，說些歌功頌德之外的話，想一些紙醉金迷之外的事，寫一些與衆不同的文。
但是，時間會說明一切，就像康拉德超前的現代啓示錄已然在今天應驗。只是我們在感慨康拉德作品和思想的同時，總是不自覺地會有些嘆息，在他的身上彷彿看到了更多的東西。康拉德一生都在努力融入當時的“主流”，爲此不惜吃很多苦，受很多委屈。比如，前面我們說康拉德21歲纔開始學英語，而在他開始寫作的時候已經30多歲了，這個年齡在當時那個時代已經算是很晚了，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更不用說當時英國文壇的冷嘲熱諷，康拉德沒有接受過正規的英語教育，他的英語帶有明顯的外國腔調，吉卜林就曾非常不客氣地評論康拉德的英語小說《“水仙號”的黑水手》讀起來“更像是俄國小說而不是英國小說”，堪稱“絕佳的外國作家的譯作”。
雖然，這對於當時全球化的世界大勢來說，簡直是一件輕如鴻毛、絕對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如果我們細細品味，不難從中感覺到一絲似曾相識。其實，全球化包含的層面非常複雜，比如我們現在面對的城鄉二元對立等問題，其實也是這個層面體系的題中之義……但無論如何，即使康拉德的一生都在承受着異質文化隔膜所帶來的孤獨感，他卻依然故我。他堅信那些傷害是個體宿命的必然，他所要做的就是“使小說能夠成爲對人類經歷更爲真實可靠的記錄載體”，他憑此深深凝望着文明得到的紅利和受到的傷害，默默思索着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當古老的政治、經濟、民族、文化、規則被動搖，新的一切還尚未訂立，我們自己應當如何自處。而這種全球化視野中的理智和執着，則造就了康拉德偶然與必然交織的傳奇人生。
“1857年聖誕節前三週……康拉德出生在一個小鎮裏，關於那座鎮子，波蘭有句老話，當你對某人說‘請寄一封信到別爾季切夫’，那麼你的意思就是‘寄信到天涯海角’……正當他降臨人世時，俄亥俄州某家銀行的破產引發了一場金融危機，導致遠在漢堡的許多公司被迫關門；英國軍隊正竭力鎮壓印度的一場叛亂；印度的軍隊開船至廣東威脅中華帝國的官員；在歐洲人統治下的某個馬來國家，華人僑民於婆羅洲的某條河岸揭竿而起；歐洲的服裝和槍支在剛果盆地被那些從未見過白人的村民們用象牙來高價換取；某個美國兵痞被驅逐出了尼加拉瓜；美國製造的蒸汽輪船在南美洲的河流裏破浪前進；在利茲生產的火車頭拉動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首列火車……”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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