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寶木笑
“人設”似乎成了最近幾年非常火熱的話題，圍繞着“人設”衍生出無數爆款的潮流和新聞。比如，從《甄嬛傳》到《延禧攻略》、《如懿傳》，我們一般喜歡說“歷史上某某的人設” 原來是這個樣子的，繼而時間不長又會有更多人說“其實歷史上某某的人設”纔不是這個樣子的。胡適先生當年在介紹詹姆士的實在論時說：“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她塗抹起來，裝扮起來”，後來就漸漸被人化用爲：“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及至今天，當年明月以《明朝那些事兒》掀起了對歷史，特別是歷史人物“人設”探究的熱潮——只可惜明礬們沒有看到當年明月繼續寫下去。其他緊跟而來的衆多網紅和熱播劇，熱鬧了近年的歷史寫作和熒屏，但畢竟和當年已經漸行漸遠，當人們高呼“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再次像歷史上曾經的我們，輕車熟路地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看着“曹操專車”奔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由想到如果順着前面我們說的關於歷史人設的話題，那麼曹操確實值得我們在今天重提。我們如果進行一次不嚴謹的籠統回顧，曹操似乎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一批因爲文學作品的緣故而備受爭議的人物，關於他的人設問題向來爭論激烈。“說曹操”不僅是讓人想到“曹操到”，更多的還有那個永遠佔據京劇“大白臉”位置的奸雄，以及那句大大有名的“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允天下人負我”。總之，今天我們印象的曹操已經變成了一個象徵，那是極端利己主義者的代言，是奸詐虛僞者的總和。曹操不知爲什麼似乎已經成了人類真善美的另一面，即使他依然也象徵着一種爭奪天下的豪情，但在英雄太遠、苟且太近的今天，曹操絕對不是個討喜的形象。
所以，這樣一個人設下的人物，在一個日本的中國史專家堀敏一的筆下被重構，是一件有些意味的事情。作爲日本最負盛名的中國史專家，堀敏一的那部《中國通史》至今讓國內史學界印象深刻。而他的《均田制的研究》則讓我們不由感嘆“東京文獻學派”何以就能下得了那樣的水磨工夫，去深深鑽研一個外國的歷史制度。《曹操》顯然延續了堀敏一一貫的風格，一是尊重歷史的真實性，一是還原歷史的整體性。在真實性方面，堀敏一以《三國志》爲核心文獻，輔之以《後漢書》、《資治通鑑》等正史，參考吉川幸次郎的《三國志實錄》以及竹田晃、川合康三、石井仁三位史學家的曹操傳記和中國史學界的一系列論著，將曹操的一生條分縷析地重新展開和考據，用力極深。而在整體性方面，堀敏一強調的是漢末亂世的時代背景與同時代人物的生存境況，將曹操置入從漢到魏晉南北朝的歷史脈絡中思考，花費大量篇幅對他的人才政策、屯田與租調製度，以及建安文學等進行專題討論，突出曹操的歷史意義，用意極深。
唐代的劉知幾在《史通•鑑識》感慨：“斯則物有恆準，而鑑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其意思粗略看有點兒“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味道，但從史學的角度說，“鑑無定識”絕非那麼簡單。堀敏一的《曹操》之所以顯得厚重，正是因爲他沒有進行單純的歷史考據，而是提出了一個核心的問題：爲什麼曹操的形象演變會經歷那樣多的波折？《三國志》中的曹操機智聰明、有膽識、有孝行，是曠世奇人，有濟世之才。《三國志•武帝紀》中記錄了曹操的文治武德以及卓越的領導才能，其中寫道：“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作爲對手，諸葛亮在《後出師表》中甚至肯定了曹操：“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彷彿孫吳”，孔明先生還說：“先帝每稱操爲能”，就是說劉備對曹操的才能也是給予充分肯定的。
同樣，堀敏一在《曹操》中提到的細節也頗值得我們玩味。他說曹操在日本依然有着極高人氣，但顯然日本民間對於曹操的認知，完全來自中國的那部《三國演義》，特別是經過清代毛宗崗增刪評點，成書於康熙初年的《三國演義》。這種情況和中國極爲相似，自從《三國演義》橫空出世，曹操的形象基本上被固化。所以，堀敏一說曹操在日本雖然出名，但也是不討喜的角色。戰後日本人氣非常高的三國研究書籍中，吉川英治的《三國志》以力求客觀而聞名。但即使是那部著作也沒有爲曹操正名，甚至還大加鞭撻，以至於“我的朋友讀過吉川的書後，對曹操恨之入骨”。這也解釋了爲何堀敏一要花費大量篇幅考據曹操的軍事活動、人才政策、屯田與租調製度甚至建安文學等。因爲到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問世，人們對於曹操的關注點，已漸漸從前面那些內政外交和軍事成就，轉到了對曹操“奸雄”身份的鞭撻上了。
這裏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們慣常以爲羅貫中對於曹操是完全否定的，這其實是個極大的誤解。“奸雄”在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中並非是一個詞，而是兩個詞的組合，分爲“奸”和“雄”兩個部分，羅貫中對曹操的觀點是非常中肯持重的。我們看羅貫中爲曹操設定的出場:“爲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衆。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彷彿孫、吳,胸內熟諳韜略。”顯然，曹操完全是以“英雄”的身份出場,他過人的膽識和雄才是羅貫中一直極力渲染的特質。這其實與堀敏一在《曹操》中的認知極爲相似，堀敏一認爲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曹操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收拾眼前的亂世，構築安定的秩序，即如何使中國恢復和平，完成統一”。
總而言之，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曹操是一個異常豐滿的人物形象，他沒有偉大似神,也沒有可惡如鬼，羅貫中並未有意取捨歷史材料，他筆下的曹操也並未走向任何一個極端。在具體的人物塑造上，羅貫中的邏輯是曹操的“雄”不能掩蓋他的“奸”，同樣他的“奸”也不能妨礙他的“雄”。甚至當曹操的“奸”與“雄”產生矛盾時,“奸”還會向“雄”的方向轉化,沖淡對曹操的負面導向。比如，書中關於曹操“割發代首”的橋段,曹操當然不可能真的自刎,這確實是在玩弄權術,但目的卻是爲了嚴明軍紀，客觀上得益的依然是農業生產和此間百姓。
這種客觀持重的歷史精神，也正是堀敏一的寫作態度。《曹操》並非要搞什麼“翻案風”，堀敏一承認曹操確實存在性格的狡詐冷厲，除了我們熟悉的殺楊修，更有殺孔融、誅禰衡，原因很簡單，這些人恃才傲物，挑戰了他的權威，而曹操這種奸雄，豈是書生可以隨便挑戰的？但同時，堀敏一也會肯定曹操的唯纔是舉，對於整個魏晉時期的人才制度做出了巨大貢獻。堀敏一認爲正史中曹操和袁紹的比較，足以證明曹操並非後人想象的那種完全的狹隘陰私，相反，曹操複雜性格中有着足以讓很多所謂英雄汗顏的一面。荀彧說袁紹和曹操是：“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曹操）明達不拘，唯才所宜”，郭嘉也說：“紹禮繁多儀，公體任自然……紹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也許，很多人會拿小說中曹操“夢中殺人”的典故來說事兒，甚至會說曹操的“用人不疑”是裝出來的，但在那個上位者動輒被謀逆者弒殺的冷兵器時代，如果不是內心真的有幾分“明達不拘”，誰敢輕易做個“用人不疑”的姿態？而且那個姿態又豈是那麼好裝的？
但遺憾的是，即使羅貫中的寫作態度是極爲客觀負責的，曹操的形象還是從此進入了急轉直下的快車道。需要點明的是，今天我們對曹操一邊倒的印象，其實更多源自清代毛宗崗對《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重新改造。毛評本《三國演義》自清初以來一直廣泛流傳,今天我們家喻戶曉的通行本就是這個版本，而羅貫中的原本反而較少受到關注。紅學家們一直說高鶚續寫《紅樓夢》雖然精妙，但卻也是恩怨參半，原因就在於其在不動聲色中，悄悄將曹雪芹的主導精神引向了別處。毛宗崗比起高鶚來，似乎確實不夠含蓄，甚至時時處處讓人感覺到他的一身“戾氣”。羅貫中塑造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曹操，“奸”與“雄”共存融合，而毛本《三國演義》瀰漫着強烈的貶曹色彩,完全是去“雄”存“奸”的筆法。毛氏不僅大段大段更改羅本《三國演義》關於曹操的章節，而且特別“用心”地注意“春秋筆法”的運用，已經將改造工程精確到了一字一詞。前面我們談到羅貫中原本寫曹操出場是“爲首閃出一個好英雄”，到了毛本中就成了“爲首閃出一將”，至於全書中凡是涉及曹操的，幾乎完全都用“曹瞞”、“老瞞”、“奸賊”一類極富貶斥性的語詞帶過。
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這種歷史態度的遷移，其背後其實是以“政治正確”爲突出特徵的反歷史精神。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第一句話就說:“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這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三國志》爲正史，講究的是一個秉筆直書的客觀歷史精神，爲何非得要分出一個“政治正確”和“政治錯誤”。如果對有關歷史進行考據，我們會發現唐朝和北宋以前，曹操在主流輿論中的聲譽還是很好的，北宋真宗還曾命重修曹操廟宇。但南宋之後，隨着儒家學說的進一步登峯造極，“正統”觀念逐漸成爲儒學理論和封建政治的絕對核心，曹操的地位和輿論聲譽從此走上了下坡路。由於這種情況延續的年代過於久遠，及至近世，即使是以客觀的歷史精神來評說，也大多隻是從人物的複雜性或者性格與才幹融合等角度進行。比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就是這種態度：“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到《三國演義》，更而想起戲臺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
然而，堀敏一顯然是在試圖進行一場更深刻的“釜底抽薪”，他直擊“正統”這個核心問題，提出在曹操的歷史環境中，到底誰纔是“正統”的問題。三國時代的人們稱爲“中國”的地域，是曹操和魏國統治下的中國北方，所以正史《三國志》是將魏國作爲正統王朝的。至於漢獻帝出於無奈而讓位於別姓，這在中國史中並非個案，不然我們又如何解釋宋太祖的黃袍加身。所以，堀敏一認爲用“正統”來作爲衡量曹操的標準，這本身是極不科學的。同時，這位一生致力於堅守歷史真實的學者，在《曹操》全書的字裏行間也在默默呼喚着一種歷史精神的教化。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認爲，史家只有具有“仗氣直書，不避強御”的能力和品德，才能寫出信史來。歷史精神的求真求實，將涵養一個民族的浩然之氣，更重要的是，歷史精神的教化，更是一個民族能否保持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的關鍵一環。
正因爲如此，還原一個歷史人物固然有着自身的學術價值，但對於今天的現實意義更在於這本身就是一次歷史精神的教化。《烏合之衆》中說：“羣衆從未渴求過真理，他們對不合口味的證據視而不見，假如謬誤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誤。”戴着“有色眼鏡”肆意品評他人或者懷着“叵測之心”歪曲各種歷史，這些行徑將在時間的發酵下，逐漸醞釀出思想的黴菌，一個這樣的人是可恨可笑的人，一個民族如果如此，則是可怕而可悲的。季羨林先生當年爲王國維先生撰寫碑銘：“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實在道出了一個人和一個民族是否真正有資格屹立於世的關鍵。在物質快速發展了多年之後，我們漸漸重新意識到道德的重要，開始大力提倡道德的教化，當然這非常有必要。然而，我們需要明白的是，除了道德之外，一個民族也十分需要理性，十分需要歷史精神教化所帶來的“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於今天的我們，更需要警惕和憂慮的，也許並不一定是那個“割發代首”的“奸雄”曹操，而是無數正在上演“摔孩子”鬧劇的“仁者”劉備。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