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寶木笑
1920年1月28日，22歲的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在給情人保拉•班霍策爾的信中寫道：“最親愛的碧，我的房間如此冰冷，我幾乎不能用我凍僵的手指寫字了。今天夜裏我夢到了你，我現在已經無從記憶，但那一定是美好的。”那一年的柏林寒冷異常，整個德國似乎被摔進了世紀的凜冬，人類第一次世界級的大戰剛剛結束，沒有了“歐洲最後一位戰略大師”俾斯麥的輔佐，威廉二世終於讓那位“帝師”生前的預言一語成讖——兩線作戰的德意志必敗。布萊希特帶着他“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在柏林做着“柏漂”，他的才華帶着玫瑰的刺，他的思想染着疏離的霜，他的性格長着刻薄的針，他的夢想貼着倨傲的狂。在那樣一個混亂的時代，這樣的一個青年顯然註定不會平平淡淡過完一生，要麼被現實碾得粉碎，靈魂連渣都不剩，要麼被時代高高拋起，光耀得連眼都睜不開。
布萊希特最近一次被國內關注，也許是因爲孟京輝在去年改編並執導的《太陽和太陽穴》。關注中國戲劇的老粉至今依然會在三五好友酒酣耳熱之際，聊起孟京輝當年寫入中國先鋒戲劇史的經典一幕：北京青年戲劇節上，孟京輝和《戀愛的犀牛》的演員一起朗讀布萊希特的詩，表演他的《四川好人》。作爲中國先鋒戲劇的堅守者，孟京輝從來不吝惜對這位德國戲劇大師的讚美之詞，孟京輝在接受採訪時曾經非常鮮明地指出布萊希特對於中國戲劇甚至中國藝術界的意義：“我覺得，布萊希特的作品有強烈的要和社會直接對話的感覺，而我們中國現在的作品更多是風花雪月，或者是才子佳人，更多地在關注一些細小的命題，而對這種宏大的，對人類自身的命運，對個人、集體、政治之間關係的命題關注得較少。中國當代戲劇藝術家這個時候可能是處於……我叫它‘暫時的失語狀態’，但以後我不希望仍然這樣。很少有人站出來對整個社會、對銀行的借貸制度、對人和人之間的溝通提出自己的關心，或者他們不願意這麼說。中國當代藝術家在形式感上可以更遊刃有餘，但是在這些基本點上可能會有一些迴避。”
這也許正是布萊希特在德國乃至整個世界戲劇界地位崇高的原因。這位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分庭鼎立，創造了世界三大表演體系之一的戲劇大師，在其並不長壽的一生中，創作了48部戲劇（注：莎士比亞一生的創作數爲37部），2300餘篇詩歌（注：遠比布萊希特長壽的歌德一生的詩歌數爲3000餘篇）。另外，布萊希特還寫了200部短篇小說和3部長篇小說，完成了衆多文藝理論性、批判性、政治性和哲學性著作，數量達數卷之多，此外他還擔任了4部電影的編劇和副導演，併爲多部電影構思了腳本。難怪德國布萊希特研究所主任雅恩•克諾普夫在《貝托爾特•布萊希特：昏暗時代的生活藝術》中會以掘地三尺般的執着，考證布萊希特的生平和作品，因爲布萊希特確實是一個不尋常的存在：一個在柏林寒冬中瑟瑟發抖的年輕人，是如何構建了那樣一個屬於自己的藝術帝國，同時絢爛了自己不算漫長的多彩人生。
雅恩•克諾普夫以“昏暗時代的生活藝術”作爲布萊希特傳記的副標題，這是很貼切的。縱觀布萊希特的一生，他經歷了5種德國不同的社會體制，德意志帝國、魏瑪共和國、納粹獨裁、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爲了躲避迫害流亡了15年，流浪歐洲，暫居蘇聯，傷心美利堅，葉落歸根葬於柏林。“亂世人不如盛世犬”，那是上個世紀最爲動盪的歲月，布萊希特不但活了下來，還生生將“生存”堅守成了“生活”，說他是“黑暗中的舞者”其實並不爲過。這不止是因爲他的才華橫溢，更因爲他的桀驁不馴，如果那時的歐洲也有“魏晉風骨”，布萊希特絕對可以算是一個，很有些海明威和錢德勒的味道。他們彷彿總是善於將一手原本的好棋“下臭”，他們在街角的小酒館晃晃蕩蕩，搖曳着自己的才華，肆意着自己的思想，絲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活會被自己打碎成什麼樣子。比如，就在布萊希特給情人寫信的那個月，在整個柏林開始充溢着民族主義復仇的狂熱時，這個剛剛進入德國文藝圈子的青年人就將“政治正確”視爲一堆垃圾，他公開發表對於當時德意志愛國主義的看法：“在某些國家，奴才們平日裏只能像豬玀一樣尿在褲子裏，在這些地方，十分有必要把廁所當神廟一樣供奉。接受這個國家如同接受屎尿一樣必要，但愛這個國家則並不是必要的。”
讓人感慨的是，布萊希特這種言論並非是一個憤青的不諳世事，也不是一個文人的譁衆取寵，他完全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並將這種信念堅守了一生。布萊希特的一生，是對各種主義冷嘲熱諷的一生，布萊希特的作品，是對狂熱時代極盡反諷之能事的傳奇。1919年11月8日，興登堡面對國民議會調查委員會，把一戰最後的軍事潰敗歸結爲祕密而有計劃的“海陸兩軍的解體”，“背後一刀”論調正式成爲整個戰後德國的“主旋律”。布萊希特偏偏要寫《死兵的傳說》，他如同高坐在陸軍最高統帥部的正中，記錄了高層的罪行，整首詩充滿着犀利的冷嘲熱諷，不但對高層，甚至還包括參與了戰爭的人。1932年至1933年，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正以“人民救星”的形象大批量征服德國民衆（注：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爲德國總理，半年以後,德國全民投票,希特勒得到90%德國人的支持,成爲了合法的德國總統）。布萊希特偏偏要跑到維也納的體育場，指揮6萬名觀衆合唱他的《團結之歌》，極力阻止人們擁護希特勒和納粹黨。布萊希特與納粹的針鋒相對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933年5月10日納粹開始焚書，第二天納粹黨查禁了布萊希特所有的作品，直到1949年布萊希特的《日曆故事》出版發行，他的名字和作品在自己的祖國消失了整整16年。
因此，雅恩•克諾普夫關於“昏暗時代的生活藝術”的提法，值得進一步深思。我們初次看到這個說法，很容易在頭腦中想象出一副酩酊大醉、遊戲人間的樣子。然而，布萊希特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生活藝術”絕不是與“生存伎倆”劃等號的犬儒概念。那是一種將內在信念置於外在物念之上的藝術狀態，就像一位身處黑暗之中的舞者，她不會因爲黑暗無邊而停止舞蹈，她會一直與這無邊的黑暗永遠格格不入下去。這甚至是一種類似於自我放逐般的特立獨行，黑暗中的舞者是美的，但這種美並非是爲人間準備，更像是一種形而上的行爲藝術之美。在同處黑暗中的凡胎肉眼中，她們不但不美，而且實在顯得極爲“不可相處”，是“一羣永遠無法滿意的噴子”。在德國，布萊希特以左派形象著稱，然而卻極爲不滿蘇聯的大清洗和斯大林的鐵腕，對蘇聯那套理論一直抱有極大的懷疑。當時，對於左翼或者具有社會批判性的藝術家來說，二戰中的蘇聯顯然無法成爲流亡之地，美國便成了最後的希望，是流亡的重點，並且美國的一切對於他們來說，甚至將在未來改變他們的政治傾向。然而，即使身在美國，布萊希特依然故我，他強烈抨擊資本主義以福特主義及其哲學等形式，加速了傳統價值、觀念形式和個體性的消解。
這樣看來，布萊希特註定是個鮮明的時代反諷者。他從未與任何一種時代產物媾和，從未與其經歷的那些動盪的時期握手，他在黑暗中爲自己表演着獨舞，也許他一次次的被迫流亡，更像是一場場忠於本心的放逐。這表現在他的藝術上便是鮮明的“布萊希特主義”，布萊希特自然不是那種甘於讓別人拿着自己的作品進行理論分析的人，他要的是自己創造一套理論，做那制定規則之人。誠如前面所言，大部分人瞭解布萊希特是因爲孟京輝，在觀看孟京輝的戲劇時，人們往往會產生一種充滿後現代味道的不真實感，誇張的表情和動作、瑣碎和不停的重複唸白、遊離於劇情之外的噱頭、與故事情節格格不入的道具……這一切都讓人覺得荒誕又陌生。孟京輝一直是“布萊希特主義”的踐行者，布萊希特打造了一整套戲劇理論，“陌生化”處於其中的核心地位。布萊希特在其《表演藝術的新技巧》、《戲劇小工具篇》、《戲劇論著》等一系列戲劇理論著作中反覆強調：“對一個事物或人物進行陌生化，很簡單，首先把事物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爲人熟知的，一目瞭然的東西剝去，使人們對其產生驚訝感和好奇心”。繼而，他大聲宣告：“戲劇必須提供人類共同生活的不同反映，不僅是不同共同生活的反映，而且也要提供不同形式的反映。”
於是，布萊希特在藝術上完成了與現實的時代反諷相適應的自我放逐，他不想遵從以往的普適性，他只是想要屬於自己的個體性。他的“陌生化”進而帶來強烈的“離間效果”，我們一直以來關於戲劇最主要是引起觀衆共鳴的理論，在布萊希特那裏被徹底打碎。他一意孤行地走在藝術之地的荒原，明明身後不遠就是繁華舒適，但他偏偏要走向粗糲的遠方，嘴角還要帶着那抹諷刺的笑。亞里士多德時代開始的共情和強調戲劇情節的理論，被他進行了最徹底的挑戰。我們一直認爲一場好戲，就是讓觀衆完全“進入情節”，布萊希特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甚至通過敘事化的方式將完整的情節打散，以此來避免引起情感共鳴，從而實現間離感情，比如他最重要的劇本之一《伽利略傳》以及他敘事劇理論的重要代表作《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他還會利用旁白來減少神祕感、故意將與角色不符的臺詞安排給演員、加大評論性的對白等，爲的就是提醒觀衆你是身在現實之中，而非一齣戲裏，最終達到“間離”的效果，比如我們可能比較熟悉的《四川好人》、《人就是人》、《三毛錢歌劇》等。
你已經擁有了足夠的才華，也擁有足夠的名望，甚至擁有足夠多的紅顏知己，你本可以活得非常舒服甚至放肆，卻爲何還要如此固執地顛覆和挑戰？但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偏偏要把一手好牌打爛，偏偏要把衆人豔羨的日子砸碎，偏偏要承擔絕大多數人認爲可以理所當然逃避的思索……當黑暗籠罩世界，當苟且取代遠方，當犬儒欺世盜名，當信仰淪爲笑話，他們堅持繼續舞蹈，因爲他們相信，終有一天他們會創造光。布萊希特不是任何一種主義的俘虜，他曾多次表明最重要的是自由與和平，布萊希特不是自己理論的暴君，他曾多次指明“陌生化”不是完全排除“共情”，最重要的是讓觀衆通過戲劇開啓作爲生命個體的獨立思考，而不是僅僅掬一捧同情的淚。他是黑暗中的舞者，但他並不孤單，他的舞姿中有萊辛、席勒、歌德爲代表的德國文化傳統，有從狄德羅到科格蘭的法國表現派風情，更有無數堅守自我、堅信遠方的平凡英雄的影子，而這些人才是人類真正的脊樑。
1956年8月14日23點45分，柏林，肖瑟街。58歲的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在自己的寓所與世長辭，最後的遺言是：“讓我安靜地去吧……”根據布萊希特生前遺囑，他拒絕組織任何告別儀式，並拒絕在葬禮上致弔唁詞……布萊希特在他的長詩《致後生》裏，曾非常詳盡地描述了他所經歷的時代，然後他對未來的晚輩說：“你們，從我們沉沒的潮流中/浮生出來的你們/記住/假如你們說起我們的弱點/也要說到我們那個黑暗的時代/你們不曾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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